爱华网朱东
虽然我们说，中庸之道唯有中国的先哲知之，但是关于中庸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确实世界性的，持续性的。
只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西方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途，而中国人则是逐渐的从正途上开始走偏。
我们今天对中庸，尤其是对中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叫做中。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比较明显的应当是有两宋的哲学家们完成的。比如北宋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应当说是奠定了这种观点的基础。南宋的朱熹又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则不仅彻底确立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种确论，而且对其起到了普及与推广的作用。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之后的一千年中，始终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官方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
我们确实不能仅凭这两句话，就认定这几位儒学巨人在思想上完全走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言论，至少表现出了外向性的，形式化的倾向。于是，当这种观点普及于民间之后，就必然在其简化的过程中，变成了近似于几何式的思维，即凡事求其两者之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当然，论及几何式的思维方式，自然要以西方为鼻祖。事实上，西方的哲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就是用这种几何式的思维方式，来演绎他的中庸思想的。简单的说，他认为在人的品德中有两类亚德，一种是欠缺，一种是过度。也就是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状态中，是不存在美德的，只有发现并选择了二者的中间，才可能产生叫做卓越的美德。
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观点，或者也是为了让人们更有效的运用他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举了好多这样的例子，来阐述什么叫中道。比如他说，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和猥琐之间的中道；不卑不亢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虚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
听着都有道理，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逻辑问题。
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一方面用极端和中道来定义好的品行和坏的品行，因此接下来的任务似乎应该是就每一种情感或行为，用这个定义来解释好的和不好的品行。但实际上，他在考察有些品行时，他是先有了对这些品行是好是坏的评价，再武断地根据他的评价和以上定义，指出它们所谓极端或中道。
也就是说，是把自己先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以自我绝对正确为基础，来评判是非，选择中道。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真可谓是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思考问题。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不正是极端的表现吗？
第二，导向问题。
如果凡事都要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那么就是在过与不及两极之外，又增设了一个第三极。显然这个第三极是与前两极是对立的，所以不是化解了好盾，而是激化了矛盾；不是消除了对立，而是强化了对立。其结果是在原本两极对立的情况下，又让两极都将这个第三极作为与自己对立的对象。于是，虽然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但是怯懦的人会说勇敢的人鲁莽，鲁莽的人会说勇敢的人怯懦。
所以，在这条几何化的中庸之路上，人们得到的不是通过与天的合一，而相互融合，而是分裂冲突的更加剧烈了。而其根源则是，这种几何式的求中之策，本身就不符合天道。
而中国的先哲们所规划的中庸之道，显然不是建立在这样简单的几何式的思维方式上，如果一定要用几何式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大约应当是这样的——那就是除去过与不及两点，在过与不及之间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称之为中。
所以，真正的中庸，是自由的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