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十四岁就失去父亲，一心想要独立生活的女儿，放下自己的事业与理想，告别爱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小城，陪伴身患绝症的母亲，并记录下她生命中最后的半年。
摘自赵敔《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你回来陪陪我吧。”母亲说，我们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电话线，一根电缆、光缆，或者只是看不见的电波。总之，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就像她每次对我说的：“变天了，再加一件衣服。”
而我此时坐在老板的宝马车里—她几个月前刚买的，她之前开的是一辆奥迪A6，我不明白她一个人为什么要开两辆车，为了这辆车，她找了所有能找的朋友帮她摇号。那时，北京已经开始限购，买新车需要先排队摇号，摇中的概率很低，但她终于还是如愿了。
车里还有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我们一起去谈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意味着新业务的启动，为了这次谈判，我匆忙地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之前，她再次住进医院时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第二次化疗诱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为此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但面对她的病情，全省最有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只说：“由此引发的疼痛令病人痛不欲生，为此有患者用死来结束这种痛苦。”专家陈述这种痛苦的时候没有感情色彩，对他来说，这就是疾病的表征，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情感抚慰。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没那么痛苦了，勉强可以吃点东西。我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吃惊，当然，我同样没有告诉她返程时间，五天后我就得返回北京工作。
临走那天，母亲坚持从卧室挪到客厅，我把一床毯子盖在她身上。在一堆纤维织物下面，她的身体几乎化为无形，“消瘦”是近两年来我每次见她就想脱口而出的词汇。当我们都了解这种无名的消瘦是癌细胞的作用后，就不再轻易使用这个词了。只是母亲的脸庞始终都很饱满，肉感化解了她略有些方的脸庞，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倒显得比年轻时更加丰盈而又风韵绰约。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追求者无数，我在黑白照片上看到的她，双眼神采飞扬，可少女的矜持和拘谨让她不够绽放，不如中年以后有种自信的张扬。
我们对坐着，母亲就那样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她始终不说，只是听我七拉八扯地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我向来就怕她不说话地看着我，因为她不说，我也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别走了，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即便在心里，母亲也不会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起，她就想要创造奇迹。她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上学晚却立志做个医生。整个大学时代，胃出血、神经衰弱、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营养不良，让她更像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但后来竟成长为一名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以及一个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当我都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还有她大学时代的追求者无比感慨地追忆那些青春岁月。在他们的想象中，母亲更应该是赋诗葬花焚书稿、多愁善感的样子。其实，母亲从来都不喜欢林黛玉，她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林巧稚。她从不轻易示弱，不论是向男人、向命运，还是向疾病，更何况向我。
送我的车到楼下了，我俯下身浅浅地抱了抱她的身体，她顺势拉住我的手。母亲的手向来都很有劲，那种劲儿不是干粗重的活儿练就的，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和反对的力量。只是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转身走向门，开门关门，逃也似的离开家。车开动的时候，我连回身看一眼楼上窗户的想法都不敢有。此时，母亲已经不能自主地起身走向阳台，像以往一样看看是谁开车送我，看看我是不是回身挥手。十年前，我去了北京，母亲都极少去机场送我，我们都不喜欢送别，不论走多远走多久。
我回答说：“好。”母亲便不再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但我已经在心里决定谈判结束就向老板辞职。一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在请假，这次不能再请假了。一个月、两个月，不，我心里对母亲的预期是半年或者一年，不会更久了。对一个确诊时就已经是晚期的肺癌患者来说，在经过了所有可能采用的治疗方法之后，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已经算是奇迹。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车里的其他人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我重新加入其中，心想着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辞职。一周前，我刚回来工作。
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我们相距三千公里。她现在病入膏肓。这些公司都清楚。花了半年时间准备的项目昨天刚刚敲定，我是项目组成员之一，这些我也很清楚。我和老板面对面坐着，我们年龄相仿，偶尔谈起父母时她会泪流满面，她父亲去年去世，当时她不在身边。最后我们各退一步，我回家陪母亲，但尽量确保有半天时间在网上处理工作。这是权宜之计。
睁开眼睛，窗外是冬日的艳阳，但屋里有些冷，我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供应的冬天。继续在被窝里赖了一会儿，每一分钟都在挣扎。母亲七点钟准时起床，退休前，她从不迟到，即便是退休后，她也如此。
果然，我走进隔壁卧室时，母亲正在穿衣服，每做一个动作都有一次不短的停顿，以便把气喘匀再继续。然后，我扶着她一步一步挪到卫生间。每天清晨是她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她要利用这段时间擦洗身体、换衣服。一个月前她已经不能自己洗漱了。毛巾在微烫的热水里浸湿，然后拧干，我的手指透过冒着热气的毛巾一寸一寸划过她的身体，在缺少油脂而干燥的皮肤下是清晰可见的脊柱和肋骨。母亲背对着我，放在洗手池上的双臂虚虚地支撑着身体，她下意识地遮挡着身体的正面—松垮、暗淡无光的皮肤疲倦地下垂着，从镜子里能看到同样松垮干瘪的乳房。那个曾经丰满、光洁的身体痛苦地佝偻着，吃力地喘息着。
换上干净的衣服，母亲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因为放疗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沿着发际线稀稀拉拉的一圈白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黑的。母亲把玉兰油润肤膏在脸上均匀地涂抹开，再一次环顾着镜中的自己，问：“还没有脱颜变形，哈？”像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把她搀回卧室，让她重新躺下。
早餐的蒸鸡蛋是按母亲的要求做的，每一个步骤都严格照办，虽然隔着一面墙，但她似乎对厨房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嫩滑得吹弹可破的蛋羹赢得了母亲的赞许，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母亲总不给我机会表现我在厨艺方面可能具备的才能，却又总是责备我作为一个女人缺少这方面的技能。现在，总算有机会让她发现我的潜能了，于她、于我都很重要。
母亲的一日三餐都只能由我做好端到床前，然后再一同进餐。三十年前，同样的一幕曾经发生在某家医院的病房，那时病床上躺着的是父亲，无数个休息日里，我们一家三口在那间单人病房里吃最简单的饭菜，但其乐融融。三十年后，病榻上的母亲竟与她的爱人在身体的同一部位长了同样的肿瘤，只是病床前的我，已经从一个中学生长成了一个中年人。
吃过饭，母亲倚靠着床榻，正午的太阳照进来，满满一屋阳光。大概是刚才那碗热汤和满屋的阳光让她的脸上泛着红晕。母亲一直在说话，说话内容从都有谁来探病，分别送了什么东西，到新换的钟点工的表现，直到她每天吃的药的种类和疗效。这些话题，从昨天我一进家就说了不止一遍，现在不过是简单地重复。我坐在飘窗的窗台上，太阳烘烤着身体，暖洋洋的，让人昏昏欲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