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迷失巴黎
--2015法国热销书与文化事件
文｜东门杨
原发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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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2015
2015年，法国在年初和年末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恐怖袭击。如果说1月7日《查理周刊》遇袭激起的是全民空前的团结与捍卫言论自由的热情——四百万人走上街头，十几国元首齐聚巴黎，大街小巷，媒体网络，“我是查理”的口号铺天盖地。那么，11月13日晚那场没有确定目标，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则正在改变法国社会和它所崇尚的价值理念。这次连环袭击让从底层到精英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惊中。在恐袭的第二天，总统奥朗德即定义这是一场针对法国的战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赋予军队、警察和特工人员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权。他在凡尔赛宫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事实上，法国宪法有规定，为确保议会独立，禁止总统在议会发表讲话），授命总理瓦尔斯组织修宪，剥夺那些拥有双重国籍的恐怖分子的法国国籍。紧接着，法国航母“戴高乐”号奉命驶向地中海东部，与俄罗斯联手，加入到打击叙利亚极端份子的行动中。
2015年是左派社会党执政的第三个年头，奥朗德领导的政府成为却法国历史上最为尴尬的左派。他们通过标榜“公平、正义”吸引选票、取得执政权，但面对经济的一再衰退，只能硬着头皮“打左灯，向右转”。社会党内以保守和强硬著称的瓦尔斯被任命为内政部长，继而又接任总理之职。他在国内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都堪称冷酷和强硬，就像他在新年献词中所宣称的：“自由的本质是安全”。在经济方面，曾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高级投资顾问埃曼努尔·马克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很快就推出了以自由市场为基调的“马克宏法案”，旨在简化企业裁员程序，延长原法定三十五小时的每周工作时长。2016年伊始，被称为“政府中最后的真左派”的掌印大法官、司法部长克里斯提那·托比拉宣布辞职，表示自己再也无法承受此届政府与自己政治理念的冲突。
一开始，除了拥护左派的理念，人们更多是因为看不惯前任右派总统萨科齐的傲慢、武断、专横而投票给社会党。但奥朗德上台后的表现却让民众产生了更多的疑虑。萨科齐执政时代，人们还可以咒骂、批判、讽刺，可现总统奥朗德从言谈举止到决策无不温吞、空洞，让人看不透、说不清，难以置评。法国经济的表现也如同总统的表现一样，一直在缓慢复苏的泥潭里艰难挣扎，三年来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0.4％，2015年的表现稍好一些（1%），可仍未达到欧盟国家的平均值1.6%，而失业率则始终高居不下。2015年度两本最受瞩目的政治预言小说：《屈服》和《2084》，无论是对社会的走向，还是人类的未来，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观情绪，将人们内心中的焦虑具体而微地再现出来。
屈服，2022
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书《屈服》上市与《查理周刊》遇袭竟恰巧在同一天，不得不令人惊叹这本书巫术般的能量。尽管出版社不得不取消和推迟此前已经计划好的所有发布会、见面会、座谈和签售，这本政治预言小说还是迅速地成为舆论的焦点，五天内便销售出十二万册。米歇尔·维勒贝克无疑属于当今法国最重要、最畅销的作家，同时也是最为国际化的一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
《屈服》
维勒贝克 著
而在华语文学界，海天出版社早在2000年就翻译出版了其著作《基本粒子》，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余中先译的《一座岛的可能性》（2007），人民文学则出版了他获龚古尔奖的小说《地图与疆域》（2012）。台湾的“大块文化”更是一口气连推四本维勒贝克的小说：《一座岛屿的可能性》、《无爱繁殖》、《情色度假村》、《谁杀了韦勒贝克》。然而，尽管维勒贝克进入华语文化界的时间不短，但由于译者与出版社都各行其事，最终落得一书两名、一人三姓。读者若不小心，还以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和作品。事实上米歇尔·乌洛贝克、米榭·韦勒贝克和米歇尔·维勒贝克原本是同一个人,《基本粒子》与《无爱繁殖》，《地图与疆域》与《谁杀了韦勒贝克》则是同一本书。
确实，维勒贝克是一个不断“制造麻烦”、挑拨大众神经的作家。在这本题为《屈服》的小说中，他为法国不远的未来描绘出一幅令人深感忧虑的全景式画面：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极右派“民族阵线”与伊斯兰温和派“博爱穆斯林”平分秋色，传统的左右派政党在第一轮便被淘汰出局。左派社会党无奈与博爱穆斯林结盟，法国人最终选出一个伊斯兰领袖为总统，默罕默德·本·阿贝。以和平、博爱、和解为宗旨的本·阿贝，任命中间党派的领袖贝鲁为总理，成功地弥合了社会的分裂，并且使经济走上复苏的轨道。但作为这一切的代价，整个国家面临着伊斯兰化：一夫多妻被确立为合法；妇女丧失工作权力，出门必须罩黑纱；大学转为私有，在穆斯林财团的控制下，要取得教师资格须皈依伊斯兰教。形势越来越严峻，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
《查理周刊》遇袭当天的头版头条就是讽刺维勒贝克新书的漫画，说他“2015年会掉光牙齿，2022年不得不开始过斋月”。遇袭之后，《屈服》随即成为敏感话题，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出版社取消了所有的宣传计划，作者被警察部门迅速列入需要保护者的名单之中。不出意料，对《屈服》的激烈批判也随之纷至沓来。总理瓦尔斯在恐袭后就立即宣称：“法国不会'屈服’，我们不是维勒贝克。”Canal+频道的书评人阿里·巴度（Ali Bad-dou）直接控诉维勒贝克的写作是对穆斯林的挑衅。“这本书让我作呕，伊斯兰恐惧症被稀释在一本法国大作家的书里，而这本书通篇都是诋毁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言论。”《读书》杂志的记者杜布斯认为，维勒贝克只是投机地选择了一个大家深感焦虑的主题。“他所谓的政治虚构仅仅为读者制造了一种幻觉。事实上，只不过是以前那些虚假挑衅的继续。”在杜布斯看来，维勒贝克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有着一份小工作，正常的薪水，没有爱好，没有朋友，除了不确定的性关系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没有任何想法与欲望，在极端的虚无主义、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与刻薄嘲讽中虚度时光。
无论怎样的批评，也阻挡不住《屈服》的热潮，至去年底，这本小说仅在法国的发行量已达七十万册。很快，维勒贝克便跳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话题。与法语版同时推出的德语和意大利语版《屈服》同样在三周后登上了这两个国家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这种状况在出版界、文学界是从前所未有的。评论家阿苏利纳（Pierre Assouline）说：“抛开对小说的评判，仅仅看它在欧洲的成功，我们便不得不承认维勒贝克的超凡能力，在幻想与荒诞的描述中，他对整个社会作了清清楚楚的透视。”当年十月，《屈服》英文版在美国上市。《纽约时报》不顾情面地评论道：“法国人真的需要时间才能明白《屈服》的真正价值所在。”美国媒体大多十分不理解维勒贝克会被看作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e），对他们来说维勒贝克更多的是对今天法国的厌烦（franco-phobe），他所有的嘲讽都源自内心深处的乡愁。
维勒贝克也曾在电视节目中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将内心中的景象描述出来，他不提供原因，只作某种展现。而且，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作家没必要为他的读者担心，否则那就是文学的末日。他还说自己描述的景象还是在民主框架下的一种温和的变革，桑萨尔的《2084》要比他悲观得多。
末日，2084
“年度好书”的评选是法国《读书》杂志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它的权威性决定着它的影响力。年度图书被分为十多个门类，包括文学、艺术、科普、生活等等，而“年度好书”只有一本，不受门类限制。2015年的“年度好书”颁发给了上文提到的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Boulalem Sansal）的《2084》。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2084》自去年八月出版便在评论界掀起了一阵旋风，两个月后它几乎入围了法国当年的所有文学奖项：龚古尔奖、雷诺多奖、联合文学奖、费米娜奖，并最终捧得由法兰西院士评选出的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正像维勒贝克所说的，这本副标题为“世界末日”的小说比《屈服》中的景象更加令人窒息，如果说在《屈服》中，2022年，主人公佛朗索瓦还能保持着自己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心态。那么在《2084》中，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一种真正的宗教集权统治之下，“桑萨尔预见了一种极端主义的胜利，这并非海市蜃楼，他的描述尽管恐怖，但却真实可信”。同样是政治预言小说，这一点从它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显然是对乔治·奥威尔《1984》的呼应），桑萨尔比维勒贝克更加绝望，他将想象的边界推得更加遥远，《屈服》也许只能算是《2084》的序曲。
《2084》
阿莱姆·桑萨尔 著
在2084年，旧世界早已不复存在，曾经的一切被一场名为“战车”的圣战碾碎和消灭，其时整个地球都是“阿比斯坦”帝国的领土，而无边无际的庞大帝国就在唯一的全能大神尤拉和他的代理人、先知阿比的统治之下。帝国监管着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必须绝对遵循约拉律法，阿比斯坦构建在对单一神衹的狂热与臣服之上，个人思想被全面禁止，人们要做的只是顺从、遗忘、监视、忍耐、漠然，求知与思考都被视为犯罪，因为它们与异端相连，意味着将遭受酷刑与折磨。人们拥有新的语言（足够的贫乏，以抵制思考）、新的食物、新的作息、新的穿着。这是一个骇人的奥威尔式的社会，除了朝圣，人的流动被完全禁止，居民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街区，从事被指定的劳作，他们对此外的世界漠然无知，对他们来讲阿比斯坦意味着永恒：它一直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
书中，桑萨尔将阿比斯坦形容为“一个完美的世界，这里没有未来，有的只是过去和传说，全部被收录在一本创世奇谈里；这里只有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全能的神衹。”桑萨尔虽然并未提及“穆斯林”或“伊斯兰”，但他的影射却清清楚楚，他所针对的就是穆斯林中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泛滥。这种泛滥触动着整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神经。就在小说出版几周后，巴黎便遭受到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尽管这并非为作者所愿，但“恐怖袭击”却成为了《2084》一个完美的注脚。
事实上，《2084》的成功，除了作者触及到了敏感的话题与时事之外，似乎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桑萨尔阿尔及利亚作家的身份和他不断讲述自己为了真理、为了未来弃官从文的经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睐。桑萨尔1949年出生在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受过良好的法式教育，获得经济学博士，曾经经商，也一度在政府中担任高官。1999年，他弃官从文。由于对原教旨主义的不断关注和批判，使他在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问题”作家，一个受到审查的作家。而在拥有六百万移民的法国社会，对极端穆斯林的反思也被限制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比如维勒贝克，就很容易被人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桑萨尔这个有着穆斯林背景、来自穆斯林社会的作家，对自己族群和信仰的批判使他很容易在西方世界找到欣赏他的读者与批评家。桑萨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作一口警世钟，但这口钟的听众并非是他家乡的阿尔及利亚人，他要将它敲响给法国人听。
向着东方的指南针
龚古尔奖的评委并不像法兰西院士那样，以捍卫法兰西传统与精英文化为己任，《2084》虽然进入了他们的初选名单，但这种对骇人听闻的、有悖于西方价值的未来世界的批判性描述，最终并没有获得青睐。传统上带有左派倾向的龚古尔奖，似乎更认可作家马迪亚斯·埃纳尔（Mathias Enard）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想象，以及他所提供的调和东西方矛盾冲突的方案。2015年的龚古尔奖颁给了这位有着深厚的东方学背景的作家的作品《指南针》。《指南针》的作者埃纳尔出生在1972年，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主修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东学习、生活和旅行，足迹遍布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土耳其。作为一个东方学家，他所有的著作，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侵染着东方色彩和背景。这本《指南针》也不例外，只不过更富有野心，表现得更加的博学，是集作者所学、所见、所思于大成的作品。
《指南针》
马迪亚斯·埃纳尔 著
埃纳尔试图回到面向东方的起点，重新构建起一种在西方社会中对东方的认知。因此，在《指南针》中叙述者一再追问：究竟什么是东方学？这是否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感念？这是否只是一种西方人的发明？然而东方从哪里开始？它又从何处而来？它的地域幅员究竟如何？在小说的开篇，他写到，“我们是两个鸦片吸食者，各自都在自己的烟雾中，看不到外界的一切，孤立着，永远不理解对方”。西方与东方二者间交织的迷雾不停地困扰着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奥地利音乐学家，弗朗兹·利特尔。如果我们读过埃纳尔已翻成中文的小说《和他们说说战争、国王和大象》（2015），对这种有意牵连起东西方世界的情节设置便不会感到陌生。
在维也纳的一间公寓里，利特尔被诸如此类的问题纠缠着无法入睡。而小说也便是主人公人生中一次失眠的记录，故事从夜晚23点10分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持续了不到七个小时，可行文却足足有四百页。为病痛、失眠、旅行、死亡所累的利特尔，睡意不停地被思绪所打断，他于是开始反复地检索自己的一生，自己为音乐和东方所着迷的生命。
他历数那些历史上东方学的大师，自己也俨然成为了他们的后继者，一个研究西方古典音乐中东方元素的专家。他也引导者读者和他一起在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阿勒坡漫游，与这些东方学的探险家和学者相遇。“旅途”中一个身影始终伴随在他的左右，这个人就是他思念的情人萨拉，一位正在婆罗洲古晋做田野调查的东方学学者。《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他者观种种》便是萨拉的论文题目。在音乐学家眼中，萨拉就象征着东方，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他者，一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对象。
埃纳尔说，当他写作《指南针》时，哲学家列维纳斯所描述的“他者”不断浮现，他的写作也可以说是“他者”理论的一种实践。“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多年来就有的想法，我经常会思索那些关于他者的问题，那种源于自身中的他者，那些他者与自我间的限度与边界。”就像利特尔研究的音乐，或者他所迷恋的姑娘，伊斯兰所代表的东方与他自己所在的西方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将两者条理清晰地区分开。解决东方的问题，事实上就是解决西方自身的问题，只有重新认识并接受西方自身中的东方，才能触摸到西方世界的症结，同时治愈东方的疾病。
不但如此，《指南针》并非只停留在想象与虚构当中，现实中叙利亚的战事，恐怖主义的袭击，西方大国的介入，种种消息也不断回荡在作者的行文当中。他在采访中也一再地提及：“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暴力。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要试着去理解它们，但重要的是要知道并非所有中东的阿拉伯人都是圣战分子。”如今中东的局势越来越牵连着整个欧洲的走向，叙利亚、伊拉克的残局，极端主义的复兴，恐怖主义的袭击，战乱难民的迁徙，每一项都变得与欧洲息息相关。西方世界似乎已经在疲于应对中失去方向，政策左右反复摇摆，国家之间也相互推诿。《指南针》虽然并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现实的策略方案，但至少如它题目所标示的那样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复始，2016
2016年伊始，一月末的巴黎阴多晴少，虽然街上依旧人群熙攘，却掩不住萧瑟之感。来到共和国广场，在玛丽安娜塑像之下，两个月来对恐怖袭击中死伤者的纪念一直没有中断。鲜花、蜡烛、卡片、标语簇拥在一处，来凭吊的人默默伫立，然后静静离开。出租车行至伏尔泰大街，原本色彩艳丽、滑稽，戏仿中国风的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这个词本身即指快乐嘈杂），如今大门紧闭，一片肃杀之气——这是去年11月13日恐袭中最为惨烈的一处。几条街之外，就是原《查理周刊》总部。偶然路过那里，街上很冷清，编辑部早已搬离，只剩下墙上的一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刻着几个法国最优秀的讽刺漫画家的名字，他们在几分钟内被全部射杀。遭遇袭击的“小柬埔寨”餐厅仍然在歇业当中，或许主人已没有勇气重新开张。走到它的总店、相隔两三条街的“柬埔寨”餐厅，却发现里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似乎一切如旧，世界照常运转。然而2015年，对于法国来讲终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节点，许多事情无可避免地改变，或者即将改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