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联系密切，并受到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Gershom Scholem 犹太神秘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罕见地将才华和渊博结合起来，不是依据学科分类来安置主题，而是根据好奇心和自我根源来提炼学术兴趣。其重要作品，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等均为中国作家、人文学者所重视。
瓦尔特·本雅明 - 个人大事
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
1902－1912
在柏林念Friedrich－Wilhelm－Gymnasium（高中）。这期间（1905－1907）去图林根州Haubinda教育基地接受培训，思想上深受德国教育革新家Gustav·Wuneken（1875－1964）的影响。
1912年
高中毕业，在南德弗赖堡进大学研习哲学，同年回到柏林继续哲学专业的学业。
1913年
于圣灵降临节（约5月下旬）生平第一次前往巴黎游玩。
1914年
成为“自由大学生联盟”的主席，同年结识他后来的妻子Dora Sophie Pollak。
1914－15年
写成第一篇文章《谈荷尔德林德两首诗》（1955年发表）。
1915年
结识犹太裔学者Gerhard Scholem（1897－1982）。
1915－17年
转去慕尼黑继续念大学。
1917年
与Dora Sophie Pollak 结婚，并迁往瑞士伯尔尼居住。
1918年
得子Stefan，同年结识布洛赫（Ernst Bloch）。
1919年
在导师Richard Herbertz指导下于瑞士伯尔尼以论文《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获博士学位。
1920年
返回柏林。
1921年
结交Florians Christian Rang。
1921－22年
撰写《歌德的亲和力》。
1923年
1924年
从5月到10月在意大利Capri岛上编写一部悲剧剧本；结识Asja Lacis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
尝试以撰写的一部悲剧剧本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结果失败。
1926－27年
12月和1月造访莫斯科。
1927年
开始写作《巴黎拱廊街》。
1928年
《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和《单行道》由Rowohlt出版社出版。
1930年
离婚。
1932年
从4月到7月首次前往西班牙的Ibiza岛。
1933年
3月开始流亡巴黎；4月到9月间再次居住在西班牙的Ibiza岛。
1934年
7月到10月间在丹麦Svendborg的Skovbos沙滩造访布莱希特。
1934－35年
10月至次年2月在意大利的San Remo市居住；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法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
1936年
第二次前往丹麦造访布莱希特；书信集《德国人》由瑞士Vita Nova 出版社以化名Detlef Holz出版。
1938年
最后一次前往丹麦造访布莱希特。
1938－39年
年末及元旦前后在意大利的San Remo与阿多诺最后一次会晤。
1939年
9月至11月被拘禁在法国Nievre的自由工人营地；《论波德莱尔几个主题》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
1940年
构思《论历史概念》一文的提纲；在霍克海默的周旋下获得担保以及赴美国的签证。6月离开巴黎前往Lourdes，在试图越过比利牛斯山出逃的计划失败后，9月27日在Port Bou自杀。
1942年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编辑出版了胶版眷写文集《忆本雅明》，本雅明临死前构思的《论历史概念》一文的提纲一并收入其中。
1955年
阿多诺夫妇在德国Suhrkamp出版社编辑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文集》。
1972年
Suhrkamp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六卷本的《本雅明全集》。
瓦尔特·本雅明 - 人物简介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名巴黎银行家，之后来到柏林成为一个古董商。本雅明曾在弗莱堡、慕尼黑、柏林和波恩研究哲学。1919年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一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但未能顺利取得大学教授资格。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其评介是“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该书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罕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不是让他安静地躲在一个固定的夜晚，而是驱使他流落整个欧洲去体验震惊。
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本雅明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在此就获得了某种暖味的伦理态度。暖味正是本雅明的特牲之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主题，他的著述，他的信仰，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不是确定的，都是难以分类的。真正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辩证融会，正是这种融会，留给了20世纪一个巨大背景和一个思考空间。
本雅明在柏林以一个自由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维生，兼及精神病理学的研究。1933年，他被纳粹驱逐出境，移居法国，并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为了躲避盖世太保，1940年又移居至西班牙边境小镇－－Port Bou,在此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论歌德的（亲和力）》、《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以及传世名作《巴黎拱廊街》。1917年他与朵拉·苏菲·波拉客（Dora Sophie Pollak，1890-1964 ）结婚，1928年两人分居，两年后离婚。本雅明的婚恋观呈现了两面性：一方面他爱慕和欣赏有才华、有主见的女子，如朵拉（犹太复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拉西斯（拉脱维亚的女布尔什的女人，如尤拉（中学同学柯亨的妹妹，雕塑家）。 1940年9月27日，于西班牙一个边境小镇被迫自杀。
瓦尔特·本雅明 - 迷恋写作
本雅明的身份丰富而多样。正如理查德·卡尼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本雅明几乎将一生奉献于写作。他沉潜于波德莱尔和十七世纪备国戏剧家的作品，他强烈地认同他们，但采用了迂回曲折，穿针引线的手法，这使他的许多作品显得不够完整。他唯一一部“像模像样”的研究巴洛克悲剧的书也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完成的。他是这样评介自己的做法的：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完成的作品的分量要轻于他们毕生写作的短简残篇。因为只有性格比较软弱和精神比较散漫的人才能从完整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快感，感觉到他们因此而重获生命。在天才看来，每一次中断，以及命运的每一次沉重打击，都像他温柔的睡眠本身一样降临到旁边的工作间。在这个工作的周围，他画了一个由短简残篇构成的迷人的圆圈。“天才即勤奋。”（《单向街》）
当《德国悲剧的起源》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定后，本雅明转而撰写有关巴黎拱廊街和十九世纪文化的论文，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诊断和分解。在这一原始冲动的驱使下，不朽的“拱廊街”工程脱颖而出，本雅明足足花了十三年才使其接近成型。在这一工程的中心耸立着郁郁沉思的波德莱尔，但本雅明力图揭示的是诗人不完整的一面。这项不朽的事业是作为某种内在不完整的东西而成型的，而不像那些人为毁坏的浪漫主义建筑规则。
瓦尔特·本雅明 - 个性独特
本雅明个性独特而又怪异。他喜爱旧玩具、邮票、明信片和仿真缩微景观。他可以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百行字。他敏于思，却拙于行。苏珊·桑塔格这样评说道：“对于一个土星性格的人来说，时间只是履行这压抑、单调、重复使命的介质，在时间中，一个人只能是他所是的这一个人：他一开始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土星气质的人生性迟缓、优柔寡断，以致于有时不得不用刀子为自己开辟通路，有时就把刀尖最终对准了自己。”本雅明对空间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他一生中在不少城市中生活过，如柏林、法兰克福、巴黎、马赛、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莫斯科，他善于从空间透视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波德莱尔使本雅明懂得，在一个城市中溜达闲逛就是在发现空间位置的意义，而不是时间进程的意义。本雅明赞扬超现实主义，认为它把时间进转变成了空间，把不可避免的历史变迁变为神秘的当下构成的世界。在时间中，人是被动的存在物，但在空间中，想象力能够移动他的肘，向各个方向伸展，把单个自我化成众多自我。
本雅明是个独特的“收藏家”，他喜欢藏书，不只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在其中游荡。书，对他来说，是历史的沉积，或者说物质化，书使得历史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把玩。他是这样看待人与书的关系的“不重功能与实用，不讲究有用，而是把书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对于一个收藏者，最大的诱惑就寓于最终的快感，即拥有者的快感之中，在于将一件件藏品锁入一个魔圈，永久珍藏。每个回忆，每个念头，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座，支架和锁钥。
瓦尔特·本雅明 - 学术思想
瓦尔特·本雅明把马克思的格言推向一种有趣的极端。他对历史所进行的弥赛亚式的阅读，是他对现世的救赎失掉了信心，卸掉了全部目的论的希望，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辨证力量来寻找在历史生活的黑暗之中，在堕落后的痛苦和悲惨中获得拯救的征兆。历史越把自己表达为受辱的、贬值的、萧条的，以及德国悲剧精神已经枯竭的世界，它就越成为一种反面的标记，标示着在历史舞台之外痛苦地等待完全不可想象的超越。在这种条件下，时间被折叠到空间中去，退化到使人极度痛苦的重复性空间，以至于对于它的边缘性焦虑来说，带来拯救的神的显现就成为可以想象的了。没落政治的渎神秩序是弥赛亚时代的反方面的印记，在公正不是来自历史的坟墓而是来自于它的废墟的那一天，它会把自己显现出来。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反对着它自己最终的目标，因此，对于本杰明来说，天堂的神灵的踪迹就能够在它自己的彻底的对立面中被发现--在无尽的灾难中它是世俗性的，被称之为进步的风暴从天堂吹来。来自历史命运的最低点，在一个不断增长着疾病和无意义的社会秩序中，公正社会的形象可以隐隐约约地分辨出来，通过异端的解释，已经死亡的头颅转变为天使般的面孔。对于犹太教的禁止圣像（Bilderverbot）来说，只有这样一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才能保持住真实，它禁止一切关于未来和谐的雕刻成的偶像，包括艺术中的这种形象。只有艺术作品的碎片，那种拒绝审美外观以及象征的总体性诱惑的碎片，才有希望通过对它们保持绝对的沉默而表示出真理和公正，突出它们在世俗时间中未得到挽救的痛苦的地位。本雅明的思想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他企图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怀疑论眼光来证明他的唯物主义勇气，这就与作为普鲁斯特的翻译者以及作为莱丝克娃的恋人的本雅明不相一致了。本雅明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有一种左翼功能主义和胜利主义的情调，这使得他把身体视为工具，是有待组织加工的原料，甚至把身体视为机器。关于这一点，看来不会有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更为接近的理论了，巴赫金的狂欢化也有相似的流动性、复调性、分离性的身体，但它用丰满的感性来否定所有的工具性。如果美学的建构在启蒙时代是以一种谨慎地把身体重新投入到危险的抽象话语中去而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革命的完满逻辑中达到巴赫金的水平，因为身体的利比多实践炸开了语言的理性、统一性和目的性，成为许多多余的碎片和片断。巴赫金把原来极为微弱的审美冲动推到一个奇异的极端：这位夏夫兹博里伯爵及其追随者最初是受到美丽的玻璃窗里的感性形象的引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污秽而废话连篇的可笑之徒，用粗俗的、无耻的身体唯物主义——肚子、肛门、生殖器——粗暴地对待统治阶级的文明。对于短暂的、政治上特许的瞬间而言，带情欲的人起来造反并且拒绝理性的铭文，他以感性反对概念，用利比多抵御规律，在斯大林主义专横的独白中唤起放肆的、符号学的对话。就像星座化一样，狂欢化也涉及向特殊性的回归和不断地超越同一性，越过身体的边界，用色情的因素使它与其他人结合起来。也像星座化那样，狂欢化把事物变成非同一的，以便预示友好而和谐的黄金时代，但是拒绝关于这一目标的所有僵硬的形象。辨证的狂欢化形象领域（诞生/死亡、高级/低下、自我毁灭/更新）把身体重构为凝聚性的，为此而把物体有机化，这也是本雅明所追求的。
瓦尔特·本雅明 - 星座化概念
辨证的形象是本雅明称之为“星座化”（constellation）的一个例子，也是从他论悲剧著作的头几页一直贯穿到他死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论集》里的一个主题。他写道，在理想的批评方式中，“理念并不自我表达，但是唯一的而且排斥其他方法的方法却是，根据概念来处理具体因素：理念作为这些因素的结构……对于客体就像星座与星星的关系一样。这首先意味着星座既不是星星的概念，也不是它们的规则……概念的功能在于把握现象并且加以划分--这种划分是由理智的显著力量所造成的--当它导致这两个方面在一个点上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功能是更为具有意义的：现象的拯救以及理念的表达。”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密切合作中所产生的星座化的概念，也许是现代理论在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方面的最引人注目的、最有独创性的努力。它对妄想狂式的总体性思想进行了致命的一击，虽然一部分思想家仍然仅仅赞美经验性的碎片。星座化的概念改变了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击中了传统美学的要害，在传统美学中，细节的具体性式无法与总体性的有机力量进行真正的抗衡的。审美就这样转变为反审美：想象上的艺术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在高度具体性的程度--被推倒极限，因此具体性就不再是卢卡契所保留而且悬而不决的“这一个”。星座化维护特殊性，但是它分裂同一性，把客体推入到冲突性的状态中，以客体的自我同一性为代价解放它的物质性。卢卡契的“典型”却相反，它彻底沉浸在整体性中，苦于无法摆脱自我同一性，仅仅在深度和丰富性上显现同一性。他的席勒式的美学很少正视“完整的”个体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冲突；相反，“典型化”的特点内在于某种历史的本质，倾向于把它的各个方面归结为和谐。卢卡契的确思考了矛盾范畴，但矛盾始终具有统一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种矛盾的总体性；决定每一对矛盾的是由其他矛盾所形成的统一体；矛盾的真理也就相应地统一了。这就很难思考更复杂的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的本质化导致了星座化观念的衰亡，毫无疑问，本雅明和阿多诺在这个观念的发展中曾受到卢卡契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这是个纠缠着“决定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要归之于某种更为传统的关于总体性的争论--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相互关联的原因以及不同因素的影响。为了冲破僵硬的理性主义的价值等级，它倾向于推翻客体的各种因素相互均等的看法--这种方法在本雅明的著作中有时被贯彻到极点，这些著作谨慎地探讨了上层建筑偏离基础的中心部分的原因，这使他战胜了来自于思维更为严谨的阿多诺的责难。那些天生就不相信等级概念的激进分子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美学就像种族隔离一样重要。总体性观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方面已经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引导，例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制度处于更中心的地位--以便避免纯粹是简单概念循环的社会形式，因为在这种理论中，每一个层次看起来与其他层次都是等价的，政治的干预可以被武断地决定。大部分政治上的激进派，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都受到某种等级决定的观念的制约，例如相信意识观念的改变比社会制度的改变能更快捷地改变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态度。总体性的概念提醒大家，结构的局限最终影响政治行为的具体过程--在追求某种政治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事情是首先要做到的，有的是也要做的，或者是留着慢慢做的。勿庸置疑，在总体性思想的目光短浅、没有什么意义的目标中，政治行动是由社会的整个结构所简单地“给定的”--这是一种只有左派改良主义才相信的幻觉（许多右翼分子也分享了这种观念），对于目光短浅、没有什么意义的目标来说，没有一种推论性结构可以与“社会的整体”相比较了。
瓦尔特·本雅明 - 参考资料
[1] 网易娱乐 http://ent.163.com/edit/021218/021218_145649(1).html
[2] 雅昌艺术网 http://www.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6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