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苏联之路由崎路变歧路变末路的教训一定要深切汲取，这样必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名学者高放教授享誉国内外，著作等身，成果多达500万字。20世纪50年代初他执教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是那里的学生，所以本文概以高老师尊称。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苏联解体20年之际，出版了高老师题为《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近60万字的文选，堪称集老师苏联问题研究之大成。作为当代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苏联问题的一位先驱，高老师的研究贯穿甲子，这不仅取决于惊人的勤奋精神与深厚的学术造诣，还必须具备高寿的条件。高老师的这部作品显示了“三最”：起步最早，涉猎最广，见解最深；“三真”：含真情，说真 话，护真理；“三不”：不唯书，不唯上，不随波逐流。精髓荟萃，每篇加上“记事说文”，更有画龙点睛之妙。
限于篇幅，这里列举国内外学界往往出现争议的几个主要问题，简要地谈谈高老师的见解和贡献。
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评价
这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基点，高老师充分肯定成就，但不掩盖缺失；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一些给列宁与十月革命抹黑的谬说则明确加以否定。他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是苏联兴起的源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建立则是苏联振兴的起点。他强调指出列宁在建党初期不仅重视党的思想建 设，而且强调党的组织建设；正由于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两手抓，科学指导与民主基础并重，所以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书中列举四件大事说明列宁主义独特的新贡献，同时又“难免有欠缺和过失”。一是建立先进的工人政党，二是由党领导群众夺取政权，三是依靠工农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四是推进世界革命，帮助其他国家建党、开展革命斗争。高老师精心梳理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说明列宁“并非醉心于暴力革命”。特别指出：“现在学术界有人 把苏联的灭亡归咎于列宁和列宁主义，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2010年发表的《没有列宁就没有俄国社会主义的首先胜利》一文，还批判了两种奇谈怪论：落后国家先搞社会主义革命走错了路；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过渡。他反复论证，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否定，所谓十月革命“政变论”是极不严肃的。还指出，苏联灭亡之后，又有人著述说事实证明当年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是对的，列宁实现十月革命是错的。这种观点违背历史真相，是不能成立的。他强调说，苏联兴盛起源于十 月革命，苏联衰亡并不起于十月革命，而是起于在“二战”胜利后初期拒不进行体制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澄清中国报刊上有几位专家著文说“阿芙乐尔”号发射炮弹是子虚乌有、伪造历史一事，高老师细查了俄文与中文历史资料，得出了准确的、全面的结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向东宫轰击的炮声，虚实结合，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纪元的开始。这个“细节”也体现了高老师治学之严谨。
对苏联模式成败的认识
这是苏联解体之后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高老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下面列举一二。
198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三次显示出优越性》一文，肯定到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三次显示出优越性。尽管如高老师在“记事说文”中所说，“现在看来对第二次尤其是第三次的显现论述不够充分”，但关于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论断还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不能一概抹煞。高老师补充说：“苏联领导人后来由于长期拒不进行改革开放，所以不仅不能继续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终于自我断送了社会主义！”
1985年和1986年先后出版的《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为高校教材，对苏联经济政治建设的正反面经验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其翔实与客观性，今天依然值得肯定。
1993年发表的《苏联领导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变化及其局限性》一文，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苏联模式在一个时期的进步和优点。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从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未来社会将实行计划生产与分配，消灭商品、市场与货币。这样才实现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 次飞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而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了第二次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论断和决议“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着意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第三系飞跃”。
谈到苏联模式，不能不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综合高老师的基本观点：一是，斯大林是伟人，是苏联和国际共运伟大的领导人。斯大林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是带有一些凡人弱点并且犯有若干错误的伟人。二是，斯大林时期的具 体体制不是高度集权而是过度集权。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后患无穷。三是，斯大林在苏联发展方面功大于过，在国际共运发展方面过大于功。从剖析斯大林实行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苏联几代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来揭示苏联灭亡的政治根源，是他“长期研究的独立见解和重要成果”。他还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正是苏联从兴盛顶峰变为停滞、再变为衰落，一再延误改革，使得苏联模式沉疴宿疾更加深重而难以挽回了。”
对苏联亡国亡党原因的剖析
这是苏联解体之后又一个争议 最多的问题。该书第四编即以《苏联灭亡的进程、原因和教训》为题。其中文稿《对苏联兴亡的基本看法》带有概括性：第一，俄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苏联共产党始终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第三，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三大矛盾：一是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二是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三是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族人民的矛盾；第四，三大社会矛盾导致三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 民族危机）和三个灭亡（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灭亡）。
进一步综合各篇文章的有关观点：一是，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军事封建社会主义，这是俄国近五百年的历史脉络，认识这种历史继承性与变异性，对于认清苏联的兴亡很有启迪。二是，从罗曼·罗兰1935年写的《莫斯科日记》可以看出，罗曼·罗兰“眼见目睹的苏联领导层享有很多特权、与广大人民的生活差距很大的事实，这确是千真万确的”；“正是这个特权势力为维护自身特权利益而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改革，或者使社会主义改革变形。”所以认为，俄共 主席久加诺夫说的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的话，是非常精辟的。三是，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认识到要利用市场经济，可是后来斯大林急于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只在消费品领域保留极有限的市场交换。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而大力批判市场经济，思想僵化，没有与时俱进，终于导致苏联灭亡。四是，苏联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如果戈尔巴乔夫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髓，本来可以从发展党内民主起步，进而发展苏维埃民主，逐步清除军事扩张性和军事封建专制性的弊端，使苏联重 新焕发社会主义的青春。可惜他也是在斯大林模式和体制下一帆风顺爬上政治权力顶峰的。他和斯大林一样，具有刚愎自用、专横独断的弱点。在头三年沿着旧的轨道改革受阻之后，他从1988年6月第19次代表会议起，急剧转向右的方面。结果对外一味退让，让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压力和影响大为增强，对内领导不力，使国内潜藏已久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激化，政局动荡。这样就给叶利钦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可乘之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煽动群众，终于毁掉了苏共和苏联。”五是，并非叶利钦一个人成为苏联掘墓人，而是苏共领导人自30年代起自己培植的党政高新特权集团才是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等人不过是这个集团的政治代表。六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封建主义、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未能在不发达国家得到全面的、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害了社会主义。苏联弊病虽然严重，但如果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可以探寻出一条体制内改革的成功之路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厚望与信心
高老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批判是严峻的，但并不认为苏联模式根本就不可救药，从而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2009年5月《苏联模式失败令我沉思》一文，强调从苏联的失败中学到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一定要与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历史和外国的模式，要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模式。要逐步渐进，不能狂飙突进。
2009年12月，高老师独创性地总结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四条路：老路、邪路、崎路、新路。一是18世纪英国带头开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随后法、美等国紧跟；二是19世纪德国率先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邪路，随后奥地利、 意大利、日本等国紧跟；三是20世纪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崎路，随后有欧、亚、拉14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紧跟；四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带头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指出苏联之路由崎路变歧路变末路的教训一定要深切汲取，这样必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2004年10月，他还提出借鉴苏共兴亡经验，要依靠执政三大法宝，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三位一体，互相依存，各有倚重，不可偏废，其中科学是关键，民主是基础，法治是规则。我们党只要真正明鉴苏共兴亡之道，切实妥善运用执政的三大法宝， 就必能长久葆有执政的青春活力，达到共产主义的美妙和谐胜境。
世事是复杂多变的，一个人的认识难免要有一个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像高放老师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在这本书中，我们多处见到高老师严以责己、自我批评的话语。例如在谈到1982年和1993年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两篇文章和辞条时，说他“把该书与我国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书并列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则是不恰当的”。再如在回顾20多年前撰写的关于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时，一再表示有些方面“没 有讲够讲透”。又如他还曾提到，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深，曾经把赫鲁晓夫“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视为修正主义总路线。这些都体现了高老师的实事求是与谦虚品格。
高老师已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实在令人感佩。我熟悉的国防大学一位同行教授曾对高老师说：“我们是一般的教师，更高一层次是学者，最高层次是理论家、思想家，您是当之无愧的理论家、思想家。”我赞成这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