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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际局势与日军战略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为了早日击溃重庆政府的抵抗意志，从中国战场脱身，日军大本营经过周密的计划之后，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它调动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11军以及缅甸驻军等大批军队，一场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大崩溃”即将到来。
日军的作战重点在哪里呢？它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目标是国军的两大重兵集团——第一战区与第九战区。今天主要介绍其中的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总指挥蒋鼎文，副总指挥汤恩伯。包括许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其中也就有汤恩伯起家之军——13军，军长石觉。在台儿庄会战中，当时正是隶属于20军团的13军从背后包抄了日军第五师团。为全局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他成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眼中钉肉中刺。在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冈村宁次曾下令全军围歼13军，结果未能如愿。
日军为了吃掉第一战区主力，做了周密的安排。冈村宁次甚至调集了第三坦克师团南下参加豫中会战。在具体调动上，冈村宁次尽了全力，他调集了华北方面军的所有能调动的部队。约120大队，13余万人。
国军内部现状
此时，国军内部派系争斗不断，蒋委员长和许多国军高官都认为，在美英盟军的配合之下，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强大实力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马上结束，日军也以成强弩之末，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们哪里想到，即使日军的战力在美军的打击之下已经被严重消耗，但与中国军队相比，依然占有优势。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得到美国的《租借法案>的援助，但这种份额实在太小。在美国的物资分配中，欧洲战区第一，太平洋战区第二，亚洲战区第三。美国的盟国英国，其首相丘吉尔甚至想在万不得已时，命令英军完全撤出亚洲其殖民地，后来在美国的干涉下才没有实行。在具体的分配上，英联邦国家占到了约35%，苏联占到了23%左右，而中国战区只占有10%，还包括有东南亚国家，以及英国扣留部分物资装备英国驻印军队，真正分配到中国的只有1.8%，而当时，这些物资中的90%又被时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拿来装备中国远征军。
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解放战争中蒋军有大量美械师，那这些是否名副其实，有待商榷。当时，为了装点门面，国民政府宣布换装美械，但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宣传意义重于实际效益。一般的师发个百十支美式枪支，或者装备几门美国重炮，也就算是美械师。其实，这犯了兵家大忌。因为到后来，很多文人墨客以及政府高官都认为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到军队素质、以及军队的给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实际上呢？举个例子，1942年，国民政府准备派遣远征军奔赴缅甸与日作战，当时为了不在盟国前丢脸，国民政府才为远征军装备军用鞋子(详情请参照黄仁宇先生编写的《以历史的角度考察蒋介石日记》),军队为了生存，被迫开展副业，以此来补充给养。一般士兵每天只能靠吃野菜、糙米充饥，而日军每天依然可以摄取一定量的肉食。
这个是国军士兵比不上日军士兵的一个重要原因。营养不良、装备简陋几乎成了中国军队的常态。蒋委员长自然知道这些，可是他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中国本就是一个穷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本就是历史所赋予的超前的历史使命，中国除了硬撑，别无它路。当然，是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的武器装备、军队给养与地方杂牌军相差甚巨。这也成为了中国军队在豫中会战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中国军队的素质与日军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这些从战争初期日本的狂言就可以最为浅显的看出：三月亡华。当然，我们在当时也拥有精锐部队，那就是中国在抗战前苦心训练的德械师。可是，时代在进步，二战时日军已经实现了陆海空立体式的作战，而中国呢？空军于1932年才组建，海军战舰多为晚清遗留之物。
这是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再看看战略上，中国军队为什么在抗战时败多胜少呢？关键就在与战前部署，我们的蒋委员长习惯于越级指挥，经常把电话越级达到军师级指挥部，而且时常朝令夕改。军队中派系林立。这个并不奇怪，中国在抗战之前本就是一个军阀割据的社会，国民政府也只是在形式上控制着地方。实际上，在抗战前蒋介石只掌握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知道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对他的中央军和地方派系军的差别会那么大。
军队中，指挥机构重叠。如衡阳保卫战时62军和79军虽然隶属9战区指挥，但蒋经常越级指挥，而且他们开战时并不配合，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而且在多次战争中，军委会的指令常常是使某军或某师死守若干日，而在周围部署大量军队进攻日军，实则是大谬。因为我们的军队战力本以不如日军，在此情况下，依然热衷于进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日军队多次交战，中国军队伤亡往往很大的最主要原因。反观日军，战前一般会周密部署，而且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且军队之间严密配合，一般只接受战时的军队指挥官指挥，指挥机构不会重叠。所以，坦白的说，中日交战，中国军队经常在战前的准备工作和指挥方面已经败给了日本。
国军战前部署与战时应敌战略
面对日军摩拳擦掌、咄咄逼人的态势。国军内部却一无所知，第一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视而不见，除了平时所做的必要准备外，并无任何积极的战备。一直到日军修复黄河铁桥，他们才开始做出一些调动，但依然未先发制人。
4月17日，日军按照预定的部署进攻了，可以说，国军的情报工作十分低下，对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调动竟一无所知。防守黄河铁桥的部队哪里是大批坦克的对手，只一个时辰，日军就度过了黄河，开始全力进攻。
此时，第一战区长官部的战略方针十分消极。借用《大崩溃》的书来说，那就是19个师守19个县城，彼此互不支援，静等日军来进攻。其实，在抗战时，国军内部的支援作战甚少，有时一些国军宁愿抗命也不愿援助友军作战，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就是化兵力优势为劣势，被日军各个击破。
豫中惨败
不到一月，国军苦心经营六年的黄河防线被攻破，日军兵峰直指洛阳。
蒋鼎文见状，竟脱离军队主力，带着长官部一路向西逃窜，撤进了伏牛山。但尽管如此，洛阳保卫战依然很激烈。负责洛阳防务的武庭麟将军率领15军和94师积极布防。5月9日，日寇第1军由垣曲渡过黄河，侵占渑池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克新安，从西翼开始围攻洛阳。
5月11日晨，敌人开始向洛阳外围阵地发动进攻。在两天的激战中，我守军伤亡过重，兵员严重不足。为了节约兵力继续战斗，12日晚上遂令该师放弃西工阵地，退至二线阵地。
13日，敌人已攻占了周公庙。西工阵地放弃后，重新调整了64师与65师所防守的阵地。他们迅速利用地形构筑了一道强大的火力支撑点，正是这一道火网，阻击了日军达数日之久。在火力点外面架设铁丝网，挖防坦克壕，在防坦克壕附近埋设地雷。官兵们及其英勇，与敌逐村逐地进行争夺，多次进行白刃格斗。5月22日，敌以63师团、坦克第3师团、骑兵旅团及野添兵团等数倍于我守军的兵力猛攻洛阳。
当日午后，飞机给15军投送蒋介石20日手令：“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负责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这是蒋介石的老法子，利用一军或一师固守，其在外围调派援兵进行反包围，但多半难以达到目的。但根据这一命令，15军依然再次变更了部署，除东、西车站各置有力一部保持据点外，该军主力全部撤入城内，与94师合力守卫城厢。但是，蒋鼎文、刘峙等人阳奉阴违，暗地里至驰援洛阳的命令于不顾。
城厢是洛阳的最后支撑点，也是洛阳保卫战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集结了大批的火炮还有坦克，准备彻底击溃一点，然后内外夹击，一举攻占洛阳城。此时，洛阳城利用水喝麻袋已经构建了一道严密的野战工事，大有与日军死战到底的架势。城区各房屋均被打通，且均构筑了简要阵地。22日夜15军撤入城区后，所辖之94、64、65师被重新整编，互为犄角，准备守住城厢。
5月23日，日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以“防止洛阳古城毁于战火”为名逼迫白马寺的僧人给中国守军送去一纸劝降书，当场遭中国守军司令武庭麟将军严辞拒绝。当日争夺城厢的战斗全面展开。敌人仰仗炮火猛烈，进行狂轰乱炸，一天之内向城区发炮约8000余发。当日夜晚，敌人攻城兵力已增至3.5万余人，战车400余辆，野山重炮、机械炮120门，调兵和运送弹药共动用汽车1000余辆。
24日拂晓，战斗仍在进行，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对94师之阵地进行猛烈攻击。至午后3时，94师防守的东北城角和65师防守的西北城角均被攻破。守军各级指挥系统被切断。守城官兵不畏强暴，死战不退。利用民房和敌人进行巷战，逐街逐巷进行争夺。战况异常惨烈。经过激烈战斗，共毙伤敌人8000余名，15军官兵也伤亡3000余人。在无法坚持战斗的情况，当夜下令，命各部夺路出城，到洛阳城外集结待命。
洛阳沦陷后，日军一路继续西进，沿路国军纷纷向西溃逃，直至撤入潼关。当然，这表示日军也一路追至潼关，最后被胡宗南率军抵挡。
由于日军作战目的已基本达到，日军不再向西继续进攻，转而南下准备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结束，长衡会战即将打响。
此次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一触即溃，暴露出国军的各种问题。虽有洛阳保卫战之英勇事迹，但总体来看，依然可以用溃败一词来概括。
下一步，冈村宁次和横山勇看准了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