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季羡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北京大学东语系，甚至整个北大。1962年中国的政治气候非常适合父亲安家。北大领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我和姐姐看了这种情况很不舒服，很不理解，心里顿时感到一股寒意。之后，每当我们看到母亲一个人孤单地睡在客厅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就忍了下来，没有说什么。现在看来，夫妇在中年分室或分床而居也是人之常情，可那时候我和姐姐很难理解，母亲恐怕也难以接受，不过母亲向来是逆来顺受，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建议我也搬过来和父亲他们住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根本没有打算那么做。那时，我和姐姐都已经结婚，有了各自的家，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父亲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意思。后来，有人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和你住在一起，好照顾你们。他嘿嘿一乐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新家就这样安置好了。父亲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家度过了1962年、1963年两年平静的生活。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父亲家带来了相对的平静。父亲忙着他的著述和各种社会活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姐姐则开始了为维护这个家庭的默默努力。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北大家里去看望，干活，送东西。我们那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父亲的工资则是我们的十多倍，我每个月都要给叔祖母和母亲一些零用钱。姐姐则给她们添置一些衣物。父亲每月给母亲一定数目的钱做生活费，要她记账，至于够不够，他不再问。因为他不肯再掏钱，母亲也不敢再向他要钱。缺了就拿自己的积蓄弥补。母亲常为此而为难。我和姐姐去北大的家，父亲是不拿钱出来的，都由我和姐姐贴补。我们如此顾家，引起了我爱人和姐夫的不满，这竟成了以后我们感情上不和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父亲一家的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和谐、温暖的。每个星期天中午，总有一顿团聚的午餐。我们还经常邀请李铮夫妇参加。当然，父亲有吝啬的一面，也有浪漫大方的一面。他每逢“五一”、“十一”、“春节”，总要邀请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的我的五舅、舅妈和我们全家一起外出游玩，吃大餐。
我们几乎玩遍了北京各处景点，如故宫、天坛、颐和园、动物园、大觉寺、樱桃沟、八达岭等，吃遍了多处著名餐馆，如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
1959年、1960年我和姐姐分别结婚。可是直到1962年、1963年、1964年，我的儿子季泓、女儿季清、姐姐的儿子何巍才分别出生。有了第三代，全家都为此而欢欣忙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之火重又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农村“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父亲、姐姐和姐夫，我和我爱人都要去农村参加“四清”。孩子只好交给叔祖母和母亲照顾。平静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故乡之行
暴风骤雨过去，父亲动了思乡之情。他自打从德国回来，还一直没有机会回清平老家看看。在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特别是九死一生的“文革”后，他想起了老家。1973年暑假，叔祖母先行去济南，随后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孩子一行五人，回到了祖籍山东省清平县的官庄。我们从德州下火车，然后乘长途汽车，到清平下车，便有村上的驴拉的板车来接。
这是我第一次到祖籍探望，那一马平川的黄土地，稀稀拉拉的树木，无精打采的庄稼，黄土砌成的矮房，那就是我们季家的原籍，就是我们的根。到了村里，我看到我祖父卖剩下的那五间瓦房还在，那是在当地政府特别关照下保留下来的，已经破旧得不能住人了。我还看到小时候父亲站在里面躲避母亲追打的水塘，拣枣吃的枣林，那些也都还在。我们住宿的三间屋子是别人家准备结婚的新房。这时村里的老百姓，呼啦啦地全来了。门外场地上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从穿着上看，他们是十分贫穷的。绝大多数的小孩都光着屁股，赤条条地围拢在那里。他们的脸色又黄又黑，毫无光泽。他们把我们当成天外来客，犹如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终日围观，不肯散去。他们为我们睡觉的床上装上了蚊帐，可是满屋的跳蚤却使我们大受其苦。
父亲带着我们去祖父母坟上磕头，会见他的妹妹季香和其他很多亲戚朋友。他小时候的哑巴朋友还在，两个人比划着说了一阵。父亲和他的妹妹、亲人和老乡之间虽然亲情浓厚，可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日积月累，沧桑巨变，天上地下，怎么说得完、说得清楚。他们谈了很多，但是更多的是无名的激动。村支书从全村搜集来一些肉、蔬菜，招待我们。他们包的水饺，馅子用的是带皮的肉丁，但味道鲜美极了。他们做了一个烧茄干，其味道之美，风味之殊，真是一绝。我惊叹民间竟能有如此叫绝的烹调手艺。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屡屡让他的妹妹吃菜，可她低着头一个劲地说：“俺不吃呢。”几天内，我没见她动过一次筷子。对此，我感到十分压抑。那时正是夏季，村上的孩子大都不穿衣服。我给他们照相，眼前站着的是一大群赤身露体的孩子，就像到了非洲原始部落。父亲曾从北京给村里寄过很多书。这时一看，连书的影子都没有了。据说都用去卷了烟，有的擦了屁股。父亲感到很惋惜，随后就再也不寄书了。可是后来父亲还是为家乡建立了图书馆和小学。在官庄的几天，父亲的心情很好，兴致勃勃。他曾试着去井里打水，别人替他把水打上来，可他又挑不起那挑水，只好作罢。
离开官庄，我们一行又去了济南。济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叔祖父购置的那所四合院仍在，只不过东南北三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由别的人家居住，只剩下西屋由二姑的儿子住着。于是我们便都挤在那里。父亲会见了许多朋友。
父亲和我们一起游览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等名胜，品尝了济南特有的饭食：甜沫、油粉、油旋、烧饼果子、小笼蒸包、虾子茭白、蒲菜包子……父亲、四舅，我和孩子们还专程去洛口镇看黄河。那河依然宽阔，流淌的依然是那浑浊浓稠的黄泥水。那座有名的跨河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上。我们沿河走去，正巧看到一位渔民捉到了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鲤鱼。黄河鲤鱼誉满天下，父亲慷慨解囊，花五元钱把鱼买下，雇车回家，请我的三舅掌勺，一鱼多吃，足足地品尝了一通。
这次回济南，唯一不愉快的是有关翻建济南房屋的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济南的那所四合院，属于我们家的只剩下西房五间了，多年失修，已经摇摇欲坠，非修不可了。叔祖母思虑一向颇远，想把济南的房屋翻建一下，作为后方基地，以备不时之需。可是，父亲却没有那个打算，那时他经济上并不宽裕，在建房的事上不是很情愿。此前他已经点过头，也拿出了一点钱买砖买瓦，但到济南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买材料花钱多了，翻盖了房子又没有用处，于是不肯再出钱，甚至对叔祖母有所怀疑。这使叔祖母很为难，心里极不痛快。母亲和我私下里也不满父亲的做法。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后来落实房改政策，政府又把整个院子还给了我们家。不过很快，整所院子就被拆除，改建成居民小区了。到此，我们在济南的家便已不复存在。
孤家寡人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
在文章的前面，父亲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还乡》里讲述的故事，老母亲被儿子遗弃；一个则是父亲自己实际上遗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又通过遗弃别人而达到了成为悲剧性人物的目的。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非常劳累、疲惫。
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胀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致、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譬如，一次他自己更换床单，之后颇觉伤感，竟至暗暗流泪，感叹无人关照。实际上，我姐姐经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父亲不让姐姐换，理由是嫌换得过勤会把衣物洗坏了。他常对阿姨说，衣服穿不坏都洗坏了。姐姐自然也常常替叔祖母和母亲更换衣物，父亲就会感到冷淡了自己，心里就不愉快起来。父亲有这种自外于家庭的内心情结，就使他在感情、亲情上很难完全融入家人之中。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因为他听有人说我造了假账！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只落得，家就是他，他就是家。“求仁得仁”，“悲剧性的人物”，都实现了，他创造了人间奇迹，确属应该庆贺：“快哉！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