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百多年来，有许多中国人在日本寻觅到了在中国已无影无踪的文化之梦，今天，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寻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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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寻找失落的中国根
文/张石
周作人先生在谈起日本观感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盂衣冠不相同也”，“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日本的衣食住》)虽然周作人旅日距今已经110多年，往日日本也与现今迥然不同，但是我仍然可以在日本发现那些在中国失落了的文化之根，使我惆怅，也使我惊喜。
【梁思成的叹息】
中国木结构建筑历史悠久，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房屋遗址表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木结构房屋，基本上形成了用榫卯连接梁柱的承重框架体系，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完美结合的建筑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这种斗拱式建筑形态既达到了良好的支撑力学的效果，又充满的美感，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民族的建筑神髓。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有人说：研究中国唐朝及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使当时的中国建筑家梁思成很受刺激，他带着妻子和学徒们历经艰险的四处寻访，终于在五台县偏僻地区发现了晚唐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20世纪50年代，文物专家又在五台县发现了南禅寺，大殿平梁上面有“因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重建殿法显等谨志”的墨迹，推算其重建于中唐(782年)，但更早的木结构建筑却只能是日本的法隆寺了，因此粱思成对法隆寺充满了敬意。
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京都，直到12岁一直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了解。据说，梁思成与古都奈良之缘也堪称悠远。孩提时代，父亲梁启超就曾带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览，并买来一只乌龟让他放生。那时正值大殿重修，父亲便花了一元钱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见王升远：《中国建筑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
1949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日本千年古刹法隆寺金堂被火烧毁了，他格外惋惜。当日本友人、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建筑家清水正夫来华访问，当他见到梁思成时，梁迫不及待的问法隆寺是否完全烧毁了，有无修复之可能。清水正夫答道：尚可修复，梁思成这才放下心来。“几年之后，清水正夫再次访华，梁恩成先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他，梁思成先生再一次问法隆寺金堂的修复问题。当清水正夫说法隆寺金堂已经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木柱依然保留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的痕迹，可以警示后人。”（见王铭珍：《梁思成先生的故事》）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按照日本的一般说法，法隆寺是日本推古天皇九年（601年），圣德太子在现在斑鸠町的位置上建立了斑鸠宫后，在斑鸠宫旁边建的寺庙。
圣德太子是日本第31代天皇用明天皇的二皇子、日本首位女天皇、日本第33代天皇（592年12月8日至628年3月7日）的侄子，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在法隆寺金堂安置的铜造药师如来坐像的背面有铭文，铭文的大意是：为了祈祷用明天皇的病自然痊愈，发愿建立伽蓝，不久用明天皇去世，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继承用明天皇的遗志，完成了该寺和坐像。
而考古研究证明，现存的法隆寺西院伽蓝并不是圣德太子在世时所建，而是7世纪末期到8世纪初建成，但是考古发掘也证明，在法隆寺西院伽蓝建成以前，有烧毁的庙宇的遗迹，在被认为是圣德太子主持建立的斑鸠宫遗址的法隆寺东院，也有以前庙宇的遗迹，以此可以推测现存法隆寺与圣德太子的关系。
法隆寺建成当时，正值中国初唐，但由于文化传播的非共时性，法隆寺在风格上直接承袭南北朝的建筑传统。
法隆寺由金堂及五重塔为中心的西院伽蓝和以梦殿为中心的东院伽蓝构成，西院伽蓝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
西院伽蓝以灰色瓦顶与黑灰苍劲的古老梁柁椽檩为基本色调，原滋原味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筑风格的五重塔层层飞檐向上大小降幂排列，托起九个相轮，神秘的向往和苍然古色在严整的建筑韵律中升腾，飘入蓝天白云后面那遥远的空灵。飞檐云拱勾心斗角，浸染千年风霜；苔痕廯迹暗黄深紫，诉说历史厚重，而木结构建筑上一道道细小、纷纭、深邃的层层叠叠的裂痕，仿佛把在海风中摇曳的遣唐使的神思娓娓道来……
法隆寺西院伽蓝位于南大門对面稍微隆起的地方。从中门进入伽蓝，右为金堂，左为五重塔，外围有“凸”字形回廊。回廊正南面开中門，中門左右延伸出的回廊与后面的大讲堂左右相接，回廊途中“凸”字型的肩部东有钟楼、西有经藏。
以回廊环绕佛寺的主角——金堂与五重塔式建筑，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建筑形式，这和后世佛寺采取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伽蓝七式截然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佛寺建筑已经很难发现。法隆寺1949发生过一场大火灾，在大火灾以前，寺内所有建筑物都属早期的原物(虽在有的建筑物在公元708年被火毁过)，现在有的已经重建或经修复，但藏经楼、传法堂、食堂和东院的梦殿，均为8世纪前半叶的遗物。
法隆寺金堂（国宝）是重檐歇山顶佛堂。上层没有设房间，将屋顶设为二重是为了外观有气派。金堂外檐下面的立柱上支撑房檐的斗拱采用“云斗”和“云肘木”，这是一种既能分担梁与柱之间的压力而又美观的多曲線南北朝款式。此外，二层的卍字形高栏（扶手）及将其支撑起来的曲脚人字拱也很独特，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建筑的特色。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可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楼阁式佛寺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注[1]），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魏晋壁画对这些样式曾生地描绘了这些建筑样式，但是保存至今的这种古老的建筑样式，只能在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門、法起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大字冈本，离法隆寺不远)的三重塔、法輪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三井)三重塔等处还能見到。
中国历来有“易性革命”的传统，因此当一个王朝代由于实施“恶政”而面临改朝换代时，其后人几乎都会遭到在“除暴政，承天意”的“大义名分”下的大规模清洗和清算，中国朝代更迭之时，末代皇帝几乎都死于非命，殷纣王于鹿台自焚，周幽王死于犬戎兵刀下，秦二世胡亥被逼死在望夷宫，汉献帝被曹丕逼迫退位，郁闷而死，唐哀帝被朱晃毒死，唐末、五代，前后80年，前后58个皇帝，就有42个死于非命，而宋帝昺年仅9岁就大海葬身，明崇祯帝煤山自缢身亡……此外，“易性革命”者往往“恨乌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运动，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
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在历史上虽然很少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但是作为“民族的大祭司”的地位一直延续了下来，而日本文化的精华发轫于皇室，结晶于皇室，传承于皇室，皇室的绵绵不断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化及物化的文化——文物与遗迹的保存与继承。
欧阳修写过一首诗叫《日本刀歌》：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大意是：听说古代西域之国有世传切金断玉宝刀，削铁如泥。而现今的宝刀都出产于日本国，越地之商贾得之，以重金卖给了喜欢收藏的人。此刀为鱼皮香木鞘，黄铜如金，白铜如银，黄白相间，相映成辉，佩戴可以驱妖祛灾。之后欧阳修又描绘了传说的日本的风景，说其“土壤沃饶风俗好”，“至今器玩皆精巧”，“士人往往工词藻”。最后，欧阳修以刀抒怀，发出了自己的慨叹。欧阳修在诗中把日本称为“夷貊”，藐视之意当然不足取，但他慨叹中国文化为国人自己焚毁荼毒，而其精华流失到日本，在异国蔚为大观，因此“令人感激坐流涕”。
闻名世界的六代皇都中国北京古城，其规格与布局与唐代长安城一脉相承，她以“布列有序，不爽尺寸，妙合化工，莫究窥测”，“三光临耀，五色璀灿，壮丽穹窿，莫磬名赞”的紫禁城为中心，以九门龙脉穿起数十处皇家园林和民宅四合院，辨方正位，为天下本；象天法地，坐北朝南；恢弘壮丽，鬼斧神工，堪称世界城建史的典范。为了保住北京旧城，梁思成等曾泣尽继血，奔走呼号，但是终于没有保住这座历史名城。
梁思成慨叹道：“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在隋唐建设之际，没有对秦汉旧物加以重视或保护。北宋之对唐建，明清之对宋元遗构，亦并未知爱惜。重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着想。寺观均在名义上，保留其创始时代，其中殿宇实物，则多任意改观。这倾向与书画仿古之风大不相同，实足注意。自清末以后突来西式建筑之风，不但古物寿命更无保障，连整个城市，都受打击了。”（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代序》）
与此相对，同样师承于长安古城的日本京都、奈良等古城，却较完整地保持千年古都的风貌直到今天。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非常注意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古城风貌的调和与统一，1919年（大正8年）颁布了《都市计划法》。为了保持都市内外的自然美，划定“风雅地区”和“美观地区”，在“风雅地区”内严格限制建筑物建设和树木采伐；在“美观地区”，不仅要保护原有的古建筑，新的建筑物也需和传统的古建筑保持色调和建筑风格上协调，如规定建筑房顶只能采用古式建筑的四面坡、人字形房顶和“歇山顶”结构（所谓“歇山顶”，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建筑方式之一，宋朝称九脊殿、曹殿或厦两头造，清朝改今称，又名九脊顶。为中国古建筑屋顶样式之一，在规格上仅次于庑殿顶。歇山顶亦有传入东亚其他地区，日本称为“入母屋造”，北京天安门就是歇山顶造），房顶要使用日本瓦或铜板，坡度也有一定的规定，由此使自然环境和城市结构得以延续，使古迹保护和现代建筑创新融合。以后日本又颁布诸多法律、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古都，如京都为了保护古都古老风貌又使其具有完备的现代都市机能，将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和强化城市新功能区域。在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内，原则上禁止通常维修行为以外的历史建筑物的现状改变；在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内，改建、新建、土地开垦、树木、竹林的砍伐、土石取得等都需县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或直辖市的市长的批准（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历史风貌保护区域的制定，也在奈良、镰仓、大津等历史名城进行），在这样的地区，不仅古建筑受到严格的保护，新建筑物的高度、样式、以及广告的揭示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色彩也尽量和周围的古建筑保持协调，如麦当劳等红色门脸的连锁店，在京都市内要采用红褐色色调，而新工业和新建筑等主要在京都市西南部及卫星城里发展，这里对建筑高度和样式等基本没有限制，这个新区承担了京都作为国际现代化都市的机能。
1950年2月，梁思成曾和留学英国的建筑学家陈占详一起提交北京旧城保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古城的西侧建立西区，并修建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让中国政治的心脏与千年古城共存，相信这种设想是受到了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古城，融汇古今的智慧的影响，可惜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从现代观光学观点来看，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与遗迹，不仅是文化财富，而且社会越是富足，人们越会在历史名胜与遗迹中寻根溯源，抚今忆昔，法隆寺所创造的非物质和物质的价值已是天文数字，时间是她以几何级数增长“利息”及她作为一种生产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追踪雅乐】
雅乐原指在日本飞鸟时代（593—710）根据当时的《大宝律令》创设的“雅乐寮”中所收藏和管理的外来音乐和舞蹈，现在所说的“雅乐”，在狭义上还和古来相同，而在广义上则是指日本古来的音乐和舞蹈及平安朝时代新创作的歌曲。从雅乐寮建立开始，雅乐一直以原有的形态绵绵不断传承了1200多年，现在是由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管理，职乐部中现存的合奏音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其中也收藏着许多唐朝的乐曲和歌舞。
日本战前的政治家、史论家竹越与三郎曾谈起过他在战前同一位中华民国外交官的交往。这位外交官曾对他说：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人们在用手指指示方向时，都是用食指这一根指头。但是在中国的人物画中，画中人物却经常用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指示方向。我曾问过一个画家：为什么你要把中指也一块画上去呢？这个画家答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从古到今就是这样画的，我只不过是遵从这个习惯而已。后来我作为外交官来到日本，得到在宫中观看雅乐的机会，多年来的疑问竟然一下子解消了。以前我就听说日本的雅乐保留着唐代音乐舞蹈的原本形态，果然不错，无论衣冠、剑、鞋，还是舞剑挥矛的动作等，都保持着唐代风俗的原汁原味，这使我非常惊讶。而且我还看到那舞人是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指示方向的。我不由地一拍大腿：原来用两个指头指示方向是唐代的风俗！中国的画家虽然把这种姿态画在了画上，但是并不了解其中的缘由，我要是不来到日本并看到宫中雅乐，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明白这个中奥秘。
宫内厅的雅乐演奏只在春秋演奏两次，而且只有秋天那一场一般人可以申请观看。我听说在广岛县宫岛的严岛神社每年多次演奏舞乐，也就是带有舞蹈的雅乐，于是我在几年前，特意来到了严岛神社看舞乐。
宫岛又称“严岛”，是位于濑户内海西部、日本广岛县西南部、广岛湾西北部的岛屿。
宫岛这个仅3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红叶谷公园在秋霜中红叶如火；大元公园在春风樱花如潮；包浦自然公园漫长的沙滩如一条蜿蜒的金链；从平松公园眺望濑户内海碧色如玉。沿途，还可参观游览大圣院、宝藏、民俗资料馆等十几处名胜。
严岛神社是宫岛上具有代表性的景点，有关神社的创建时期至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一般认为是在推古天皇即位元年（亦即593年），安艺国的有力豪族佐伯鞍职“得神托造社”，并得到了天皇的敕许建造的。有关严岛神社的正式记载则是在811年（弘仁二年）时，以“安艺国佐伯郡伊都岐岛神社”的名称收录于日本史书《延喜式》当中的延喜式神名帐，列为名神大社。
在平安时代末期，神社受到炙手可热的权臣平氏一族的崇敬，使严岛神社的盛名传播至贵族圈子，因此香火鼎盛。许多京都的皇亲贵族远道而来参拜，并在神社中引进当时的平安文化。1168年（仁安三年），平氏权臣平清盛完成了保存至今的豪华壮丽的神社群建筑（现在的正殿改建于1571年，它忠实地再现了1168年建造时的建筑风格）。
严岛神社的建筑奇特崔巍，它集日本平安朝建筑样式“寝殿造”之精髓，回廊环绕，满身朱红。日本的“寝殿造”是在中央正屋（寝殿）的两侧有东西配屋，并以游廊把它们联系起来，并有池沼，复杂一些的，在配屋外侧又向前伸出廊庑，到池沼边沿以亭阁结束。
“寝殿造”深受中国唐朝宅邸建设样式的影响，但是和唐代建筑样式不同的是，“寝殿造”没有南门。而严岛神社更加独特的地方是它将大海作为巨大的庭园和池沼，在涨潮时整个社殿似在碧蓝的大海上漂浮的宫殿，而作为其背景的弥山翠绿青葱，在碧蓝翠绿的映衬中，红廊黑瓦的严岛神社犹如龙宫一样美丽。
神社前200米的海中，矗立着16米高的红色大鸟居（意为进入神社之门），高约16米，上梁为24米，重量约60吨，主柱是用五六百年树龄、未经加工的楠木制成。它始建于1875年，是平安时代以来的第八次重建。据说要找到这样一根贵重的楠木，要花费20年的时间。
大鸟居朱漆涂身，蓝瓦盖顶，靠自重矗立于濑户内海的万顷碧波之上，显得伟岸从容，据传是为欢迎海中诸神驾临岛上而设。退潮时，人们可以步行到鸟居前面，观览刻在柱子上的铭文。鸟居旁边还建有一座巨大的石制灯座。就是因为这个大鸟居建立在万顷波涛之中，因此无边的大海就成了严岛神社无边的庭园。
严岛神社与其他神社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保留了大量舞乐、雅乐等古来的传统艺术、仪式、和贵重的文物及文化财产，各种神事、祭祀活动通年不断，因此工作很忙。神职人员通常的上班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没有午休时间，轮流休息，节假也要交替上班，是“年中无休”的服务行业。
据严岛神社介绍，舞乐发源于印度，经由中国、朝鲜半岛，奈良时代（710—794）传到日本。当初是朝廷举行仪式时所用的音乐,后来在皇都周边的近畿地区的大寺院和神社也流行起来。严岛神社的舞乐，是平安时代末期，平清盛从大阪的四天王寺带到严岛神社。现在在严岛神社上演的曲目有18种，其中有许多是中国唐代的古典剧目。
舞乐在严岛神社的平舞台上上演，由回廊与正殿等联成一体的平舞台是全日本唯一浮在海面上的表演舞台。舞台面积为553平方米，由239根石柱支撑，与四天王寺的石头舞台（大阪市天王寺区）、住吉大社(大阪市住吉区)的石头舞台一起并称为“日本三舞台”。据说舞乐一年上演11次，即岁旦节(1月1日)、二日节(1月2日)、元始节(1月3日、地久节(1月5日)、桃花节（4月15日）、推古天皇节遥拜式（5月18日）、市立节（旧6月5日）、管弦祭（旧6月17日）、菊花节（10月15日）、三翁节（10月23日）、天长节（12月23日）。
那天我在严岛神社看舞乐表演，正赶上上演唐朝曲目《雅乐·舞乐·兰陵王》，《雅乐·舞乐·兰陵王》原名《兰陵王入阵曲》，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举足轻重但又早已失传的“大面（代面）”戏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戏剧。传说此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舞乐，一度在唐初广为流传。
兰陵王名高长恭（？－573），名肃，一名孝瓘，字长恭，以字行，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北齐文襄帝高澄第四子，因曾受封兰陵郡王，世称兰陵王。
《北齐书·卷十一·列传三》中记载：“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说的是兰陵王貌美而柔和,心地宽厚；《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这些都是说他是个武艺高强，相貌姣好的武将。
但是作为武将，他的相貌像女子一样柔美，在战场上容易被人轻视，没有威慑力，于是他命匠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北齐书·卷十一·列传三》中还记载：“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邙山之战，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这里讲的是公元564年，北齐与北周洛阳之战，北齐被围，武将段韶、都督斛律光与高长恭奉命前往救援。高长恭率领500骑兵迎战北周10万大军，冲入北周阵中到达齐军被困的金墉城（现今河南洛阳东北故城）城下。当时北齐士兵不能确定这戴面具的将军是敌是我，因此很着急，于是高长恭在城下将面具脱下，被围齐军看到是兰陵王来解围，便派弓弩手下城助战，大胜，北周军队撤退回营。此次战役成为高长恭一生最受瞩目的战役。战士们因此敬佩兰陵王，为了歌颂他，作《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带假面入阵的故事后来演变为假面剧在唐代流行，据说也影响了中国京剧脸谱与日本的能乐。《雅乐·舞乐·兰陵王》就是以邙山之战为背景的兰陵王独舞。演出开始后，身着各色唐装、头戴黑色高帽的乐队登场，其帽子的形状酷似洛阳北魏永宁寺出土的供养人像头上的漆纱笼冠。雅乐中的舞乐一般不使用弦乐，只使用龙笛、筚篥、笙、羯鼓等吹奏和打击乐器伴奏，这些雅乐专用乐器，有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或经过改造失去了原有的形态，如其中筚篥，本是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的一种乐器，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原始的筚篥已经不存在了，而唢呐等可能是筚篥经改造的产物。
在优雅而古老的乐曲中，“兰陵王”头戴兽面，身着木瓜纹刺绣大红袍，上添云纹彩色刺绣毛边坎肩，头戴红底金纹尖帽，腰系金红腰带，脚踏白色云头鞋，手执模仿金鞭的金色短棒缓缓从舞台左边走上舞台独舞（在日本舞乐中，属于“唐乐”的中国剧目为“左舞”，即从左边登台），舞姿优美、沉稳、典雅、幽深，伴奏曲调悲壮浑厚，他右手挥舞短棒，起承转合，势势中节；左手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并在一起指示方向，挥斥方遒，再现了战场上壮怀激烈的武将雄姿，《雅乐·舞乐·兰陵王》也许和上文提到的民国外交官看到的雅乐同工异曲。唐风古韵，透过千年岁月与万里海涛展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种邂逅，更是一种团聚，《兰陵王入阵曲》没有失传，他在邻国的舞台生机盎然。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是每一次抛弃与破坏，必然带来巨大的历史能量的流失，也使新的时代失去扎根于深厚历史中的文化之根的滋养。
文化，不应是一片落叶，而应该是一棵永远生长的长青树。
【正仓院的觉醒】
在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设坛授戒坛的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保存着世界的瑰宝。正仓院在东大寺大佛殿西北面，在建筑上属于“校仓造”结构，地板高出地面，也没有一根柱子，是将三角形木材搭成“#”形并不断叠加的建筑样式。现存的正仓院全部为木构建筑，屋顶为四阿式，即四面坡式。这种房顶最早见于殷墟宫殿建筑，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偶方彝”，其盖似四阿式屋顶，应是仿照当时大型宫殿建筑铸造的。
正仓院内分北仓、南仓和中仓，756年开始启用。这一年，日本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在举行49天的法会之后，将天皇日常用品及珍藏品交东大寺保管，东大寺把这批遗物收入正仓院。此后，诸如东大寺大佛落成仪式等使用过的各种物品及信徒捐献物等，也收入正仓院。这里的收藏品数量大，种类多，其中包括日本制品、中国(唐朝)及西域、波斯等地的绘画、墨迹、金属工艺品、漆、木工艺品、刀剑、陶器、玻璃制品、乐器、面具、古代药品和历史文书，可谓集古代工艺美术精粹之大成，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方的终点。
一百多年来，有许多中国人在日本寻觅到了在中国已无影无踪的文化之梦，今天，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寻梦者。1980年来日的中国长笛演奏家刘宏军，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发现了1200多年以前的遣唐使们带回来的唐代古乐器和古乐谱，如其中的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世界上唯一一件传世的五弦琵琶（现在的琵琶为四线），该琵琶通体用紫檀做成，直项，琴轸分列琴头两侧，左三右二，背施螺钿群芳蓓蕾彩色花纹，腹面杆拨处贴以玳瑁薄片，其上用螺钿嵌出一骑驼胡人弹奏琵琶，似在歌唱行吟。
汉魏之交，西域乐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五弦琵琶带进中原，公元五六世纪时盛行于北朝。唐代杜祐《通典》云：“……然吹笙、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大意是说，吹笙、弹琵琶、五弦琵琶及歌舞伎在北齐文襄帝即位(公元547年)以后为人所好，到了北齐武成帝在位的河清年间（562—564）更为流行。
隋唐以后，五弦琵琶仍然盛行，在演奏隋代宫廷音乐《九部乐》、唐代宫廷音乐《十部乐》时，经常使用五弦琵琶，《新唐书·礼乐志》曰：“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掐琵琶。”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五弦弹》，言及五弦琵琶：
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
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调。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
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
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
……
唐代诗人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五弦弹》中也涉及五弦琵琶：
赵璧五弦弹徵调，徵声巉绝何清峭。
辞雄皓鹤警露啼，失子哀猿绕林啸。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
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
……
在北魏、西魏、北周、十六国至隋、唐各个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画有五弦琵琶的洞窟就有20余处，唐淮安靖王李寿墓壁画中也有坐立部伎女乐人弹奏五弦琵琶的图像，但是这种琵琶在中国早已不见踪影，其弹奏方法和乐谱也早已失传。而在正仓院中发现五弦琵琶，使刘宏军惊喜万分，使他萌生了让古乐苏醒的梦想，但是正仓院的文物是只能看不能摸的，于是他多次从东京去奈良，琢磨各种乐器的形状和做法，抄写展示柜里的古乐谱，他还在苏州自费成立了研究所，组织有丰富经验的乐器匠人，复制这些古乐器。他参阅了大量的中国、日本、韩国的资料，征求了诸多学者和音乐家的意见，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破译了正仓院中的“敦煌琵琶谱”、“五弦琵琶谱”以及由唐乐演变的日本“雅乐乐谱”等,还组织了由日本和中国演奏家组成的“天平乐府奈良正仓院复原乐器演奏团”，1994年，刘宏军和他的乐队在东大寺举行了第一次用这些复制古乐器和破译古乐谱演奏的音乐会，一千多年的金碧辉煌、一千多年前古寺寒钟和轻歌曼舞，在这些精美的丝竹管繁里流进了20世纪的霓虹中……
唐朝是中国文化的颠峰，找到了唐朝，就找到了我们灵魂最深挚的依托，就找回了我们失却的骄傲。这既是一种向根的回归，又是向最璀璨的顶端的升华。记得几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名叫“唐朝”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声曾是我漂泊灵魂的一叶孤舟，他们曾唱道：“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向迷塞，梦里回到唐朝。”他们曾唱道：“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男耕女织丝路繁忙。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闪亮。”但是听说“唐朝”乐队早已烟消云散。我不知是为什么，难道你们沿着那纷乱的指纹，已找不到了我们那远久而璀璨的宿命？
然而当我听到唐朝的千年古乐从古老的东大寺里传出，我的心里荡漾着一种怎样的感激之情？我将怎样地感谢那些顽强地保存着唐朝文化生命的异国友人和我的那些顽强寻梦的同胞？他们使我这个无家谱可续，无家庙可拜，叫不出三代以上先辈的名字的漂泊者，在那一刹那，似乎豁然解开了那个苦苦缠绕着我的，叫做“我是谁”的孤苦方程式，使我在祖先壮丽的身姿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叠印着的面影。
注[1]：卷杀（或称收分曲线，英语：Entasisentasis）：为建筑学术语，指建筑构造中，出于美学上的考量而对柱、梁、枋、斗拱、椽子等构件从底端起的某一比例起始砍削出缓和的曲线或折线至顶端，使构件外形显得丰满柔和的处理手法。
关于作者
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