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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大宝二年(959年)秋的一天，17岁的荒淫皇帝刘鈛正在宫中与赐名“媚猪”的波斯女及嫔妃宫女们玩耍嬉乐，突然，宦官许彦真神色紧张地跑进来，跪伏于地，声称尚书右丞参政事(副宰相)钟允章在外谋反。
南汉重用宦官，素有“太监王朝”之称。钟允章秉政后肃整纲纪，几次奏请诛除几个声名狼藉的宦官，因此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天，钟允章去南郊巡视祀天的祭坛，他与礼官登坛后，四顾指挥摆设神位。宦官许彦真望见，大呼：“这是谋反!”当即拔剑升坛。钟允章迎头喝叱，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刘鈛长闻报后，不辨真假，下令将钟允章逮捕入狱，并派礼部尚书薛用丕负责审讯。钟允章与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他泣不成声地对薛用丕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没想到，薛用丕竟将此话告诉了许彦真，许彦真听后，骂道：“反贼欲使尔子报仇邪?”于是“并捕(钟允章)二子系狱，遂族诛之”(《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钟允章因政敌的诬陷入狱，因朋友的告密出卖而遭灭门之灾，不禁让人唏嘘感慨。然而，他的遭遇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中国的告密史，自古就是浩瀚如海、血泪斑斑的悲惨史。
“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瘟疫般虐行于大地，摧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于是，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中华文化挥之不去的梦魇。
史书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他身处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
当时，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其中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掉，之后连带着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为之争辩了几句，结果也被做成肉千，“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竞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
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
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商鞅新法)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对反对、触犯新法者予以严厉镇压、无情打击。后来，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随后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
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合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商鞅最后被车裂，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
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虑。叶公曾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而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
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日：‘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所谓直躬者竞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了“亲亲得相首匿”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如果不容许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做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拐骗人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后来，景慈被判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元至治二年(1322年)，驸马许纳之子苏克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日：“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克。
“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行为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仍绵延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为此而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的“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
汉武帝中年之后穷兵黩武，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亨”(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贷、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宋纪》)。因弊端丛生，此法仅实行一年便停止。
武则天改朝换代后，巩固自己皇位的“杀手锏”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酷吏传》)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铜匦为铜铸方形，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日‘招诔’，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日‘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日‘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
武则天诏旨：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票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酷吏传》)。结果，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传》)。
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酷吏传》)一般军民亦难幸免，《太平广记·无赖》引《朝野佥载》记载，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御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造反者”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后，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
清朝入主中原，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大兴文字狱，仅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赵申乔身为都御史，上疏参本为职责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责，“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其中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
据史载，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文苑传》)，在诗律方面成就尤大，与沈俭期号为“沈宋”。俗话说“文如其人”，但宋之问的人品似乎远不如其文品那样高洁雅致，他曾给武则天当面首，为张易之持溺器(即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的驸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因二人把宋之问视为知己，疏于戒备，事件被宋之问得知。宋之问竟指使人暗中向武三思告密，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
在唐太宗时期，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讦而得到唐太宗的宠信，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徵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一针见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后两句话说得很重，太宗不以为忤，认为言之有理，赏赐魏徵绢500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唐纪》)。
宋代是对“告密”行为打击最力的时代。
皇祜元年(1049年)，监察御史陈旭等人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续资治通鉴·宋纪》)仁宗从之。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指斥缴纳私人往来信件、并以之定罪的行为。
皇祜四年，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告知皇帝，但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续资治通鉴·宋纪》)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祜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暧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续资治通鉴·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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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清史稿·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但曹一士却受到了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社会的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论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