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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陕北，五省联防军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局领导合影。站者第一排左起：西北局民众工委主任马文瑞，晋绥分局副书记张邦英，张经武，西北局常委贾拓夫，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王维舟之子，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儿子贺鹏飞，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西北局书记、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坐者：联司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女儿李延妮。后排左起：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
比诸葛亮还厉害
随着解放军进入新疆，解放西北任务宣告完成，1949年12月25日，彭德怀回到西北局驻地西安，经历了数十年征战生活的他暂时告别战场，开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经营西北。刚下飞机，彭德怀即发表谈话，号召全体军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使西北面貌焕然一新。
其实早在1949年9月27日，彭德怀在兰州致电在西安主持西北军区日常工作的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时就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彭明确表示，“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不仅如此，他还注重推动农业、能源生产，公路、铁路、航空建设与发展，严禁铺张浪费，倡导反腐倡廉。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再次奔赴战场，西北地区工作由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全面接管。在习仲勋的主持下，1951年底，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业生产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
由于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民族、宗教问题，至关重要。对此，习仲勋提出应“谨慎稳进”地推动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命令的办法来强行让人家不信。当少数民族的觉悟尚未提高时，不能过急，要善于等待他们觉悟??绝不能脱离群众??但也不能犯狭隘民族主义的毛病”。如何贯彻“谨慎稳进”？习仲勋认为，“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先通过他们，减少阻力，增加助力”。
通过团结上层，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西北局很好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叛乱问题。1949 年 12 月马步芳残部发动叛乱，一些漏网头目逃到青海昂拉部落，向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赠送大量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拉拢并怂恿项谦叛乱。在谣言蛊惑下，项谦脱离中央政府怀抱，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形成反动武装割据。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西北局先后 17 次派省级干部、活佛、藏族部落头人及各界爱国人士，到昂拉地区做项谦的争取工作，政治争取无效，人民解放军于1952年5月1日进剿昂拉，2个月后，项谦归顺投诚，他在后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特地向习仲勋献哈达，表示：“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将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得知此事后，党中央表扬了西北局，毛泽东特地称赞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9月，在毛泽东的亲点下，39岁的习仲勋进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两年后，西北军政委员会连同西北局一起，消失于历史的舞台。
(参考资料：贾巨川《习仲勋传》、《彭德怀传》、何立波《主政大西北时的彭德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