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的风,淡淡的吹。吹走的是一种年少轻狂,吹出的是一种淡淡的真实,淡淡的人生。下面看一看相关信息吧。

小说中描述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武汉中的一个平凡家庭的寻常生活片段,作者池莉用她细腻的笔触合入微的观察,娓娓的道出生活的真实,也同是透出她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对待人生,应该如对待茶一般,细细地去品。平淡中融合了简单的浪漫,烦恼中也折射着静静的幸福。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是文中的第一句话,不仅引起了好奇,也预示了某些事情的发生,也暗暗的揭示了生活的忙碌。儿子在昏蒙蒙的半夜里“咕咚”一声掉在地上,拉开了印家厚一天生活的序幕。儿子的哭,老婆的不满,生活环境的窘迫狭窄,烦恼和辛酸撞击着一个男人的心。所谓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摇摇晃晃的在平衡木上保持着平衡。这就是印家厚在平息与老婆的风波后的思考。接着,叫小孩起床,洗漱,等待厕所,然后是跑月票,挤公共汽车。生活就是如此的往复,如同不受阻尼的简谐振动,从波峰到波谷,再到波峰,又回波谷。如此往复,没有变化。可现实毕竟是现实,你可能猜出的结果,但是猜不到结尾。往复中带着变化,重复中带着期待,生活就是如此。
该作品以其特有的琐屑、平淡、鸡毛蒜皮的罗列和不故作小人物状的朴实展现了现实人生。作者以一种平和、温馨、同情、幽默、赞许的叙事口吻书写现实,给人以真实感和时代感。同时摆脱了以往歌颂或批判的模式,只是以一个有过平凡人生深切体验的普通人的姿态和情感,平平静静、切切实实地展现着既充满烦恼与艰涩又充满意趣与欢愉的人生;透过纷乱、琐屑的原生态生活表象而显露出了丰富的内涵。小说通过对人生的凸现、透析与认可不仅勾勒aIhUaU.cOM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存状况,而且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意义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特征及对人生的态度,捍卫了普通人的平凡人生。作品虽然主要描述人生中的无奈,但也展现了人物的忍耐及支撑他们生存的温情。正是印家厚这样的普通人,组成了显示社会的基流,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在当今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且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而塑造男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很多,很多作者笔下的男性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就是学富五车的才子。与之相比,池莉笔下的男性形象则大相径庭。
大男子主义在池莉笔下消失的烟消云散,那些英雄豪杰的冷漠,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印家厚身上都没有显现。从这可以看出,池莉作为一个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接触、了解最多的是普通市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体验和感悟而进行的,对市民生活更多地持一种平视的态度,将创作置于市民立场,植根于市民生活实乃然。这从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上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池莉小说之所以采取市民价值立场,还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大潮的冲击使文学骤然失去了在社会主流话语中的中心地位,文学日益边缘化,当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去面对市场机制,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促使很多知识分子重新进行身份确认,结果是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遁归民间,主动加入了市民行列。与市民群体原本就有着天然联系和深厚感情的池莉,对市民阶层的皈依显得相当自觉与彻底。这有她提出的“小市民说”为证:“自从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
在具体创作中,池莉以市民化的叙事立场对市民的俗世生活、市民的文化心理予以了充分的理解和相当的同情,“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矫饰:她充分深入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琐屑、辛酸与艰辛”,并且“以一种平和、温馨、不无幽默、不无默契、赞许地叙事口吻在书写现实。在池莉的现实景观中,烦恼而琐屑的日常生活几乎具有某种圣洁的意味”,“她为庸常之辈、为俗人、为曾遭不屑一顾的寻常岁月而辩护,并赋予它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我们看到,在明确了自己市民化的写作立场之后,池莉更自觉地用一种赞叹而非批判的温情眼光看待市民的日常生活,这种眼光一方面使她的视点向着世俗人生的本真下移,使她的小说文本显现出一种特有的亲切,增强了与一般读者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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