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

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

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是以太行军区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为基础,于1945年11月5日在河北省磁县组建。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已有1纵-4纵,不愿被称为第五纵队,故名)。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未到职),参谋长张廷发,政治部主任鲍先志。下辖第16、17、18旅。共1.3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即参加在峭河、白晋、安北等地区作战,先后歼敌4000余人。

1946年8月,该纵队出击陇海线,首战兰封告捷。接着参加定陶战役。10月,参加巨野战役。此次战役中,第52团第1连班长王克勤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11月,参加滑县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104旅。接着回师鲁西南,参加巨金鱼战役,全歼敌整编第4纵队。1947年3月,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姚继鸣。下旬,参加豫北反攻,一举攻克汤阴,歼敌8000余人,生俘敌中将司令孙殿英。6月30日,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参加鲁西南战役,歼敌4000余人。随后,挺进大别山。在危急关头,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护卫中原局,强渡汝河,战胜敌人围追堵截,直插大别山。10月下旬,参加高山铺战役,歼敌第40师和第82旅。

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改编后随即参加宛东战役。1948年7月,参加襄樊战役。战后,6纵第十七旅四十九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的光荣称号。11月16日,参加淮海战役。战前在豫南一带执行牵制任务。敌黄维兵团东援后,同友邻部队一道将黄维兵团围困于双堆集地区。12月6日,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从西直取敌人核心阵地,打烂指挥中枢,歼敌近万人。

1949年2月9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2.5万人。第16旅改称第34师,尤太忠任师长,唐平铸任政委;第17旅改称第35师,李德生任师长,李如海任政委;第18旅改称第36师,邢荣杰任师长,刘昌任政委。随后,12军参加渡江战役。4月8日,攻占铁板洲,4月21日强渡长江,随即展开千里追击,挺进浙赣线,解放县城18座,歼敌3.5万余人。10月,向大西南进军,在友邻部队配合下,解放重庆及川东地区。12月,参加成都战役,歼敌3.6万余人。尔后,转入剿匪作战和土改。根据军委命令,军部率第34师兼重庆警备区,由第34师师长尤太忠兼任警备区司令员;第35师兼璧山军分区,窦尚初任司令员,张庆霖、李如海任政委;第36师兼涪陵军分区,邢荣杰任司令员,刘昌任政委。第12军在10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共歼匪12万余人,为西南地区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1月,第11军31师编入12军建制,原第36师(欠第106团)及原第34师第102团脱离本军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12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4月17日,参加第五次战役,11月,参加金城防御作战,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圆满完成防御任务。1952年11月底,参加上甘岭战役。第12军入朝参战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4年4月,第12军从朝鲜回国。

第12军及其前身各部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足迹遍及鄂、陕、冀、豫、鲁、晋、皖、苏、浙、湘、贵、川等十几个省,并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沉重打击了美军的进攻。这支英雄部队,先后作战近千次,仅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就歼俘敌约50万人。

挺进大别山(1947-1848)

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代价。仅以人员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参加南征的4个主力纵队和野司机关)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只剩5.86万人,损失达一半之多。因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是无后方作战,当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我们采访了三百多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当年的基层指战员。在采访时,老人们都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但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褛,装备残缺,面容憔悴,乱发蓬松,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进大别山前(1947年7月),第六纵队26,322人。坚持大别山斗争到1947年11月29日,野司向军委汇报:第六纵队22,000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1948年3月),第六纵队14,280人。

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了解,为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各部队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第五次战役(1951)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争取战争主动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心发动第五次战役。他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 1951年1月,我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鳞蹄的200公里下面,部署了11个军,共54万8千余人。 第十二军编入中央集团,并担负前锋任务。 进入战场,军党委分析敌情: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各种车辆3976台,坦克149辆,各种火炮577门,各式通信器材938部,联军还掌握飞机1500多架,270艘舰艇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而我军,车辆不足百台,没有一辆坦克,军属火炮多系美式山炮,口径小,靠马拉骡子驮,团以下通信联络,还是用古老的号和哨。美军已远离战争五、六年,每个连队仍保留有20多名经历过二战的老兵。一个美军战斗班,配有一辆中型吉普,不仅载人,还能携带全班的装具装备。机动一个小时,够我们用一天时间追赶。一日三餐,他们在车上吃纸盒包装的冷餐,而我们吃营养不足的炒面,或花上一两个小时支锅造饭。我们往前推进,每人负重60斤步行,还得不到火炮支援和后勤保障。

1951年4月22日17时30分,在半小时炮火准备之后,我三十五师一O三团和三十四师一O六团一举突破了土耳其旅防线法化洞和500高地,仅20分钟就结束战斗。一O三团毙伤敌600多人,俘敌47名,缴获枪支300多支。一O六团毙伤敌400多人,俘敌40余名。土耳其旅丢失部分车辆火炮,各杜岩洞、栗隅方向溃退。我两个先头团,踏破汉滩川的薄冰,向南继续追赶。 这两个冲锋在前的先头团,一个是攻打襄樊的特功团,一个是创造王克勤运动的模范团。 23日,兵团命令我军和十五军围歼在东豆川里一带的美三师。轻装的一O六团在团长宋崇魁的带领下,急行军3昼夜,抢占了竹叶山。山下有条公路,是美三师逃跑的要道。 一营守在主锋,三营占住了侧翼的一道山梁,宋团长率二营作预备队。 天明时分,公路上出现了300多辆满载敌人的卡车,见退路被封锁,他们跳下车来,向山上发动了攻击。顿时,竹叶山山顶和山梁变成一片火海。接着2000多敌人涌上山来,拼死打了半小时,无法接近我主峰阵地,溃退下去了,接着,又发动了第二轮冲击,也未得逞。他们向主峰发起了五次攻击,均被我一营击退。敌人改变了方向,向三营的坡梁上发起冲击。飞机、坦克也来助战,炮火的密度徒然增强了,三营的阵地被浓烈的硝烟裹住,宋团长只能听枪声来判断战况。开始,他从机枪熟练的点射中感到了部队的信心和沉着,当敌人的第三次攻击时,枪声变得杂敌,渐渐停顿了。此时,宋团长振臂高喊:二营上刺刀。上! 敌人炮火拦截二营的前进,一发炮弹落到宋团长身边,宋团长倒下了。战士们一见团长牺牲,眼里迸出了血,900多把刺刀在黑雾中闪着火花,900多名战士的喊杀声令山岳震颤。一场厮杀又把敌人击败了。烟雾散去,山下的300多辆汽车早已无影无踪。 在军指挥所里,曾绍山军长估计到垂死挣扎的敌人会不惜血本夺路南逃,遂令侦察分队潜入敌后,把清潭川上一座不足百米的水泥桥炸掉。这是美三军后撤的主要通道。我侦察分队,昼伏夜行,按时炸断了桥。可当我部队前锋赶到时,断桥的废墟旁,一座军用简易桥已跨江而卧。我们了解到:建这座桥,敌人的工兵营仅作业一个半小时。桥的桁和梁全用钢结构衔接,桥宽5米,载重50吨。若是我军工兵营用木厂结构架设,最快也得3个昼夜。 27日,敌坦克突然向我一O三团的先头营发起反扑,企图迟滞我前进速度。一营猝不及防,但他们处变不惊,就近利用身边的沟坎隐蔽自己,只是他们手中已无任何反坦克武器,战士们奋起向坦克投掷手榴弹。手榴弹砸在坦克上纷纷弹落,即使炸在坦克身上也毫无效应。有的战士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匍匐过去挂在坦克身上,也无济于事。这场人与坦克肉搏震撼了敌人,他们从来未见过这么多置生死于不顾的志愿军战士,在惊魂落魄中退却了,我一营仅伤亡10余人。 当夜,一O三团追赶到汉江北岸的南上里,一O六团也抵达石室。这里离汉城不到10公里,残破的城廓楼宇尽收眼底。汉江南岸,到处是敌人苦心孤诣精心准备的防预工事,正严阵以待我军。此时王近山副司令传令:速撤回抱川,集结休整。 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七天推进200公里,如风卷残云,可斩获不多,仅歼敌2000余人,彭总令我军移师东线,从加里山突破,切断洪杨公路,围歼美二师。

我军经过3个晚上急行军。进入战区后,曾绍山军长令李德生率三十五师担任主攻,要李德生一天一夜拿下加里山。 加里山海拔1050公尺,在群峦叠峰之中显得高大突兀,又是三八线的天然屏障。敌人在这里经营已有时日,从昭阳江南岸到山根15公里的山路上已布成雷区,山脊山顶的突出部位有严密的火力配置,人可行走的地方都设有鹿砦和铁丝网。16日夜,李德生指挥三十五师突过昭阳江。一O三团刚展开,敌人F86歼击机来了,一批次一批次地进行拦阻扫射轰炸,接着校正机又临空指挥大口径火炮,在我冲击前进道路上织成一堵堵火墙。战士们义无反顾,拎着枪一个劲小跑,不少人倒下了,负伤的躺在弹坑里喊着鼓动口号。脚下到处是地雷区,就洒上一把炒面警示后来者。他们一路猛冲猛打,迅速扫除了前哨和鹿砦,打到半山腰时已近午夜,王西军立即组织一、三营向主峰发起冲击,可一连三次受阻。原来敌人将山上大树伐倒,排列成一道密集屏障,上面是挂雷和铁丝网,冲击部队一到跟前,四周的火力像梳篦式的向我清扫。一O三团是个4000人的大团,此时已伤亡过半。 你们从两侧上,李德生在电话里给王西军提出智取。六连组织了一、三排,从最险的地方攀藤越岩,最后搭成人梯,神不知鬼不觉爬上了加里山的主峰。一阵手雷,把敌人的几个地堡掀翻了,然后向两侧猛打。居高临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纷纷弃阵逃跑。天明时,敌人反扑,杨勇的三连,班排都打光了,他把10个炊事员拉上去抵挡了一阵,我后继部队上来,敌人逃跑了。部队像一股巨流在倾泻,山下是一条叫毛老谷的深沟,副师长蔡启荣率一O五团猛插下去,刚进入沟里,敌百余门火炮进行拦阻射击,一O五团受到重创,副师长蔡启荣、副团长赵切源、作战科副科长李超峰、副参谋长武肇风相继牺牲,没倒下的干部战士奋力突过弹幕。法国营又上来了,一触即溃,我军按时切断了洪杨公路。 敌美二师突围时,先头是几十辆坦克,后面是200多辆汽车。刚进入我预设阵地,一O五团战士梅永洪扔出了3颗手雷,击毁了最前面的3辆坦克。敌人的逃路堵住了,纷纷弃车逃窜。一时间,杀声漫山遍野,到傍晚,歼敌美二十三团大部,缴获敌汽车、坦克251辆。 自隐里的战斗刚结束,三十四师上来了, 三十四师不顾一切向前穿插。两天就前进了200里,几乎快到东海岸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孤军深入。又失去和军指的联系。 三十四师立即停止前进,召开了师临时党委会。 经验告诉他们,应回头向军指挥所靠拢,政委罗洪标见大家意见一致,拍板说:撤! 第二天,三十四师才和军指挥所取得了联系。指挥所通报说,敌人以13个师的兵力,组成快速特遣队,已插到我后方,你们北撤到五台山集结。 罗红标又召开党委会,作出决定,甩掉辎重,轻装快速北撤。 师的决定当即就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团营都埋掉火炮,把马匹集中拴在树林里,他们不走大路专选山间小道夜行。罗洪标亲自带一个营断后,他让师长尤太忠先行。 罗洪标原是二师四团团长。入朝前贺龙同志推荐说:罗洪标是我的兵,红军干部,军政双全,给你们当师政委。在这关键时刻,他起到了政治委员的决策作用。当他回到谷山向军长曾绍山报告时说,我师安全撤回,没有一个掉队的,没有一个逃亡的。 曾绍山特别感到高兴的是,部队是百分之八十来自蒋介石的军队,他们叫解放战士。在这危难的关头,竟未反叛一人,这反映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无比威力。十分兴奋的曾军长感慨地说:你罗洪标和尤太忠功德无量啊! 三十五师突出重围是死打硬拼出来的。李德生率部撤到华川桥时,敌快速特遣队已近在咫尺。他要一O三团马上把七连拉上去,七连打了一整天,硬是撑住了敌人部署的口袋口,让全师安全撤退。 往东追杀的三十一师,也是和军里失掉联系。这个师的九十一团,在李长林团长的指挥下,已插到了三七线附近的下珍富里。师长赵兰田派出侦察科副科长枫亭,人民军朴排长和三个侦察员去寻找。三个侦察员都牺牲了。当找到九十一团时,他们正堵住南朝鲜的3个师。 团长李长林是老红军。他是靠一把大刀拼杀出来的,身上留有18处伤疤。眼下已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令他心气难平。师长已有手令,他不能违背。撤出战斗后,他让前卫营带上敌人钢盔,每遇盘查,就由朴排长出面交涉。有不少南朝鲜军人掉队的,见是自己人,便跟他们行进。李长林告诉部队,敌人插进来,先捂嘴,拴住拉走。四天后,他们安全返回谷山,还抓来几十名俘虏。担负殿后的二营边打边撤,他们返回来晚了一天,也捉了100余名俘虏。 二营六连一排掉队后,和人民军游击队一起打了3个月游击,到秋天才归队。这里可看出十二军干部战士政治素质坚强。前进:一往无前,敢拼敢打,不惜牺牲;后撤:拖不垮,打不烂,不变质。 志愿军总部在总结时指出:第五次战役,我军英勇作战,历尽艰苦,付出了代价,但未大量歼敌。

上甘岭战役(1952)

美军整编第七师(全部参战,人数18500人),美国空降兵187团(缺一个营,一共3255人),南韩第二、第九步兵师,外加两个武装营(一共是38050人),此外联合国军配备十八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多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补充新兵9000余人,总兵力在65000人左右。

志愿军,15军45、49两个师,12军的31师、34师一个团,榴弹炮兵第二、第71师,火箭炮209团,60军炮兵团,高射炮605、61团各一部,总兵力42000人左右。

最后双方阵亡总数为36000人,志愿军约为11000人,联合国军约为25000人,上甘岭每平方公里阵亡9700人!

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将军后来说:这次作战是“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军蒙受重大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

195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祝贺“上甘岭”大捷》社论中指出:“这次胜利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次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15军和12军团结协作、同生共死、并肩杀敌的光辉典范,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3兵团各级领导正确指挥下,所有参战各兵种各部队共同奋战的结果,也属于祖国,属于那些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属于每一个参加战役的干部和战士!”

12军在上甘岭直接参战部队由李德生副军长指挥。上甘岭战役中,歼敌12军占48%,伤亡12军占27%。当上甘岭的硝烟飘散到空气中时,12军有4500多名将士长眠在这块朝鲜山地上。

英雄谱

王克勤,安徽阜阳人。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负伤,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杨春增,河北沙河人。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8月, 在朝鲜金城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举起最后一颗手雷扑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伍先华,四川遂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入朝作战。1952年9月秋季战术性反击中,奋勇当先,毅然抱起炸药包冲进坑道,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通道。

胡修道,四川金堂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打退了美李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从排到两个营规模的进攻40多次,创造了志愿军战士一人一天歼敌280余人的记录,守住了阵地。

12军在朝鲜阵亡的正团以上干部

35师 副师长 蔡启荣 (河南商城)

34师101团 政委臧克力(山东诸城)

35师104团 团长曹国英(河北安国)

35师104团 政委张平甫(河南滑县)

35师105团 团长 吴彦生 (江西永新)

35师105团 代团长 赵切源 (四川渠县)

36师106团(原31师91团)团长宋崇魁 (山西和顺 )

当年志愿军战时抚恤规定中有一条:对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 要运回祖国进行安葬。除此以外,十数万烈士遗骸绝大多数留在朝鲜半岛。朝鲜战史研究专家说,战争期间大量烈士尸体的运回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在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形下也不现实。另外不回葬国内也出于政治因素考虑。

1945-1965 年历任一号首长:

王宏坤, 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红军。 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 冀南军区副司令员,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司令员,后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委海军副司令员,海军第二政委。

王近山,湖北黄安人,蒙古族。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政委,129师新八旅代旅长、386旅旅长,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7年),12军军长,后任3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顾问。

曾绍山,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新十旅副旅长。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军长,后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顾问。

肖永银,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14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旅长,12军师长,副军长,回国后任12军军长,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李德生,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7旅旅长,12军35师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副军长,后任12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

1945-1965 年历任二号首长:

杜义德,湖北黄陂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新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中野六纵政委,后任沈阳军区政委,军委海军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

李震,河北藁城人,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团政治处主任,太行军区六分区政治部代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8旅政委,12军副政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政委,后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史景班, 山西汾阳人。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四分区参谋长。

12军副政委,后任27军政委, 昆明军区副政委。

张文碧,江西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副政治委员。

12军政委,后任水电部长,南京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政委,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12军其他开国将领

韦杰,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团长,八路军129师新一旅旅长,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副司令员,后任60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鲍先志,湖北麻城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独立二团政委,太行军区六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后任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

尤太忠,河南光山人,1931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17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旅长,34师师长,12军副军长,后任27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

唐平铸,湖北武汉人。1935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93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回国后参加红二方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部长,34师政委、12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代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1934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8旅副旅长,后任空降兵15军军长,军委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张廷发,福建沙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七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参谋长,后任11军副军长, 军委空军政委、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赵兰田,四川平昌人, 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14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31师师长,后任空降兵15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军委空军顾问。

贺光华,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作战部长,12军34师副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副参谋长,后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

李开湘,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五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12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国防科委31基地政委,总后勤部顾问。

邢荣杰,河北无极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12军36师师长,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赖光勋,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随后留在抗大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参谋长、12军34师副师长。后任16军副军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顾问。

何柱成,安徽六安人,1929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7旅政委,后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吴忠,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12军31师师长, 后任40军军长,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官俊亭,安徽颍上人,1931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九纵25师参谋长。

1975年任12军军长, 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阮贤榜,湖北通山人,1929年入党。

1955年任12军副军长, 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谭友夫,河南新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野四纵12旅政治部主任,陕南军区12旅政委。

1954年任12军副军长, 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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