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内容,历史唯物主义-鲜明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为 “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修正为经济唯物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_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越南、古巴、朝鲜等自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上,中国称自己在19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断言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


历史唯物主义

其内容主要原理包括:

一、生产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

二、与生产力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他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

三、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又积极服务和反作用与经济基础。

四、一切社会制度,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没有永恒的社会制度和形态,社会制度的发迹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关系要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从旧社会的基础中成熟,在它们的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社会形态是不会灭亡的。

五、现实存在的具体社会形态都是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既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又存在着其他社会形态的残余和萌芽。

六、人类社会的一般总规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人们研究历史,探索社会规律,必须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详细的占有材料,分析他的各种发展形态,揭示其内在联系,得出相应的结果。

八、人类社会及其构成成分均以总体的体系方式存在,要从研究的对象的整体出发,从研究对象内部的相互作用与矛盾和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研究。

九、在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

十、人类社会是有规律运动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它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与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一切,用辩证法的观点去把我对象的本质联系与内部矛盾,又要把研究的对象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准确的把握对象。

十一、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改革)和革命两种方式。

十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在于其种种复杂的内外部矛盾。

十三、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

十四、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过程。

唯物主义历史观_历史唯物主义 -鲜明特点

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么他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就具有了以下特点:

一、承认历史,尊重历史,认为社会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这是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

承认历史,认为历史正是所有事物的来源,这本身就解决了哲学中的一个命题――事物的来路问题。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必然有其前身或者前因,而我们的现今都是前身或前因的变化或后果。也许大家要问:这个问题简单,难道现实中还有不承认历史的情况么?怎么没有呢,事实上是有的,比如我们有时就批判某某数典忘祖,甚至有怀有阴暗丑恶的目的的人不但不承认历史、而且还歪曲篡改历史。那些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一心要把台湾分裂出去的人不就是数典忘祖吗?日本国的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承认历史上的侵略、篡改历史的行为不就是不承认历史吗?还有现实中有的人达到一定的地位后,就羞于提及原来的穷困状况,甚至在众人面前和自己老实朴素的亲人不敢相认,这也是不敢面对历史的一种表现。看来承认历史有时还是需要勇气、正气和骨气的。

只有首先承认历史,才能够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有很多表现:承认历史的真相,承认曾经的错误、承认先人的功业和成果、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享受应有的历史权益等等。牛顿曾经谦虚地说:“我可能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许多巨人肩膀上的缘故。”这既是一种美德,也是坚持了历史的观点。难道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和条件不是从先人那里继承而发展的吗?天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承认曾经的错误,那是流氓和无赖;不承认一个国家既有的领土和主权,就会有侵犯别人的借口;不承认法理上的顺承关系,就会有逃避承担责任的行径……看来,不承认和尊重历史,不仅是态度上的问题,还可能会产生严重而错误的后果。

现今世界特别是中国目前充斥着一个看似繁荣却十分有害的现象:文艺、评论等文化现象畸形繁荣,历史事件、评价等被歪曲和混乱。这是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视却肯定有很大潜在危害的状况,如不及时加以有效纠正,必然对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直至政界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直接产生负面效应。比如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大量借用历史朝代、历史人物杜撰子无虚有的故事情节,推向市场,已经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很多文艺、评论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大量主观臆断历史人物及事件,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比如可以把秦桧说成忠臣、把商纣说成英杰……长久以往,何谈历史信任,何谈历史价值、何谈以史为鉴、惩前毖后,历史在人们的面前,可能就是一堆笑料而已。这是混淆是非、把历史搞乱、对历史极不尊重的表现。

尊重历史,肯定祖先的丰功伟绩,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才能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现代有不少人,从生活富裕的狭隘角度出发,加之对本国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存在不满,有着比较严重的崇洋媚外思想,缺乏爱国爱人民的崇高品格,民族根性彻底失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二、联系历史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如何运用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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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在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智慧、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

首先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会有更强的理解力和包容性。有一句话:“历史造就英雄”,这也是历史的观点。这就是什么样的历史环境造就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有很多历史人物造就的历史事件,我们很多人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只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可能很好理解了。比如: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而发动玄武门事件。古代人为了争夺皇位竟然杀掉自己的兄弟,多么地残酷!其实只要了解了当时的两种势力的形成、差异和水火不容的情势,就会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已,势所然也。比如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人很多都不理解甚至痛恨。实际上只要联系毛泽东本人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的严峻形式,你也许就会对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核心集团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在选择形式上存在缺陷,使得后来发展的情况和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恐怕也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但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在新中国就不可能这样深入人心,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大,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就可能化为乌有。

其次,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形势,分清利弊,从而有针对性开展工作。有一句话,叫“审时度势”,这也是一种历史观点。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开展什么样的工作,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乱来的。在国家危亡、民族患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保家卫国、解决民族危机当成首要任务。在我们贫穷落后、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发展生产、解决温饱当成工作的重心。在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要解决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如果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时候发动群众闹革命,那就是民主革命、进步的革命,是大英雄;如果在国泰民安、政治清明的时候,发动群众“闹革命”,那就是反革命、疯子,这样的道理,大家是很容易理解的。运用到一般的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们要创立一个公司,首先就要调查研究:产品需求问题、人们消费习惯问题、生产原料问题、设备问题等等,这都是历史条件,只有考虑周全了,我们才能获得成功或者更大的效益。

再次,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才能谦虚吸收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少走弯路。被前人通过实践而证明了的理论和经验,我们要毫不怀疑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古人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都是革命前辈用生命和实践换来的经验,一定要加以坚持和发扬。国兴于清明,毁于腐败、兴于团结,衰于分裂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无数次证明了的不变真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不能蹈前车之复辙。有一句话叫做“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也许可以忘掉仇恨,但决不能忘掉教训和敌人。

三、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历史,这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

运用历史的观点,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是接受还是摒弃、是褒是贬、是全盘否定还是有选择地利用,这是我们必须做出抉择的。纵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认为:借鉴历史经验、立足历史条件、顺应历史趋势、做人类历史发展的推进者,做最崇高的理想的实践者,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应该采取的科学的态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割断历史去看待和处理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否则我们就会重犯错误,重蹈复辙,白白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人力和财力。我国就发生过也许仍然存在着“西化”、“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潮,这是非常有害的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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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历史条件的空谈蛮干。“实事求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有机联系、浑然一体的。坚持历史主义,必然坚持唯物主义,必然反对官僚主义、主观臆断,反对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蛮干。尊重客观形势、尊重客观实际,才能制定出符合规律的方针路线,我们的事业才能胜利,我们才能尽可能地少走弯路。毛泽东当初设计的农村公社――“吃大锅饭”,就是过高地估计了当初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在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科学的预算和纪律要求的保障下,采取了过于理想的社会模式,从而使得很多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消积怠工、投机取巧,使得许多管理水平低下的人走上领导者岗位,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等因素,从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认清历史形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敢于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也要防止那些“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等呆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行为。不能清醒地认清形势和历史发展趋势,不敢变革或不愿变革,也可能坐失发展良机,给以后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比如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形势日趋复杂、能源日益紧张、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腐败势力十分强大、道德认识存在多元化矛盾化等等情况下,如果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加强国防、反腐倡廉、利民惠民、统一思想、加强德育、发展周边关系等一系列果断措施,必然会给我们将来的事业带来难以控制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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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历史观_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性批判

马克思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哲学一个具体的名称,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不同场合把自己的哲学学说称之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将费尔巴哈之前的唯物主义都称之为“旧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相对于旧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点:它既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又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称之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可以,名称和内容并不能画等号。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中涵盖着辩证方法的原则,在辩证方法中涵盖着历史主义的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受原苏联哲学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分离,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它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而已,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

唯物主义历史观_历史唯物主义 -相关信息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神学前提

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其着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中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前提展开了论述。洛维特指出:正如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在经济条件中有与其自我表白不一致的“隐秘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也无法从马克思的自我表白中获得。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乃是先知主义的精神――根植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及其种族之中的弥赛亚主义。在洛维特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进程的阐释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用经济学语言包装的朝向终极目标前进的救赎史。

中国学者的批判

中国学者吴思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马克思在进行历史考量的时候把暴力因素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本身不应该是“等价交换”,而是“暴力均衡”只有当人与人之间或者团体和团体之间的暴力达到了均衡,“等价交换”的逻辑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若暴力水平间相差悬殊,则整个《资本论》的逻辑都不能达成,因为强者会无条件的吞并弱者。所以暴力是自主而不是被动的成为历史发展的力量,若不好好考量暴力集团的行为方式和生存逻辑,那么唯物史观的定然是有缺陷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_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十大影响

一、奠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基础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都是依据一定的史观和思想理论进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贬,其善恶标准是礼。礼亦即《春秋》大义。《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编撰成书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与理论。传统史学理论的主旨是经学,故清代章学诚日“六经皆史”。戴震提出“由训诂通义理”。张之洞说:“由小学而经学,则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则史学可信。”旨在通过基础研究发现可信的义理,又由义理以通历史观察与思考,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观的寻求。梁启超由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到进化论,以后又从进化论跳出,寻求历史变化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可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正是在民初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史观与进化史观难以帮助人们认清社会历史变化的情况下,被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者所认识并接受。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且又相互联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由低到高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衍生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动力如何、历史规律、历史认识论以及史学功用等一系列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并由此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二、批判与总结中国的传统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在批判与总结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撰出大批史学新着。通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二十册等;断代史则有翦伯赞《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还有大量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观还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与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校点,《册府元龟》等书的重印,都是在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的口号下得以重新问世。特别是每部史籍书前的“编辑说明”,都富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与意义,很值得注意总结和思考。

三、改造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史学”

“新史学”有两大流派: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建设新史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通过实证建设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在抗战时期汇人新民族主义史学,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这是“新史学”自身的变化。19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转变思想与立场,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陈垣、柳诒征、蒙文通、顾颉刚、郑天挺、吕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长儒等著名史家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较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国“新史学”的健将,一直致力于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尝试用唯物史观论证、解释学术史的发展变化,撰成《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归纳出晚周以来学术思想四大变局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四阶段密切符合”。认为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赋役减轻,越来越多的人温饱有余,努力读书,才使得学术思想不断进步。学习与改造,使“新史学”完全融人马克思主义史学。

四、完成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

清代“朴学”已含有近代科学精神,但由于受传统束缚太深,思想不自由,并不能使史学走向科学。民国时期,傅斯年等学人虽致力于把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但其专事史料整理而不顾及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经世”宗旨,所以终将不能成功。清代和民国的一些学者在历史科学化方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将历史科学化作了重要铺垫。唯物史观探究社会运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鉴古知来,顺应历史大势,赋予史学以科学意义与现代价值,这在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已经展现出来。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已经迈上了科学化的进程,以后又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代历史学家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研究、讨论、思考、论证,学术成果涵盖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体系。白寿彝总主编的大型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视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受到江泽民同志高度赞扬。这部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着作的典型代表,也是历史科学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初步完成。尽管还会有学者对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并有益于历史科学化的完善与缜密,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包含着艺术。

五、深化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司马迁撰《史记》,通古今之变,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三世说”解释中国历史进程,都没有脱开传统史学“治乱兴衰”的思维模式。192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为中国学人开启了新思维、新视野,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尝试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观察中国的全部历史,由此引发出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历时半个多世纪,虽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基本上达到了大体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的总结: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步人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历史教课书都是依据的这样的认识编写成书,且已成为学术界及社会的主流看法。

六、产生了史学论争的“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界围绕着五个重大史学理论与学术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五个问题包括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这些论题或沿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或为新提出的命题,都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假问题”、“伪问题”。至于讨论中所受极端政治的十扰则另当别论,然命题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建设完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绕不开这些问题。这场讨论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名家,如宁可、林甘泉、孙祚民、李文海、何芳川等。拓展出诸多研究领域,如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经济史等;又因缘于这场讨论而撰成的史学名着也不在少数,如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

七、史料的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

20世纪初,甲骨金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得不下大气力整理金文,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后又主持编成《甲骨文合集》。吕振羽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大量征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新资料,推证中国原始社会状况。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材料,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必须有翔实的资料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甲骨、金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大都作了系统整理。如《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国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八、旧方法的借鉴与新方法的引进

传统的考据方法多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下,尽可能地将相关资料凑齐,分类梳理,归纳出一个看法,并进一步找出同类问题的通例。这样的方法虽不适合宏大或抽象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但其归纳类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总结规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而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种多样,而且更重视综合的运用与整体的考虑,不仅注意旧方法的借鉴,还重视新方法的引进,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唯物史观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别是新时期破除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之后,各种方法引介、试验,促进了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

九、史学自身的总结与认识的深化

梁启超“新史学”是在总结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学自身的总结为基础。但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学总结并不同于“新史学”,它是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总结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总结中寻找、归纳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进而引导史学的发展。由于这样的认识,自19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著名史学家教书育人,着书立说,不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史学自身的总结不仅形成了白成体系的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还深化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认识。

十、历史研究新思维模式的建立

《易》日:“穷则变,变则通。”古人讲变易,认识到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的变化,但多就变化的现象来归纳。司马迁提出“三五之变”,三十年小变,五百年大变;或日之为一治一乱;或称之为分、合相替。论学术也多就学术论学术,习惯于“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诗互证”。唯物史观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历史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学人思考历史兴衰变化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同样,它将学术与社会经济打通,引导学者思考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人们思想认识的程度如何,社会的变迁、转型与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学人参与社会与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事物相互关系和变动中,寻找事物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原因、根本与终极原因,由因及果,获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不仅为历史研究构建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历史学科开启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影响也是带有决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把握着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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