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是财富管理的大众化。“婴儿潮”一代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老龄化，他们要为未来的退休进行足够的积蓄。这就导致了近二十年来各种共同基金、养老和退休基金的迅速膨胀以及其在美国资本市场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但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本身就是基金经理人替他人管理财富，这些基金在投资到企业中时，还要再选择代理人来管理企业，这就造成了多重代理问题。多重代理问题必然带来监督力度下降和更多的激励约束错位，这也导致了更多的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是金融业务复杂化。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衰减。金融业务的复杂化使信息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对于组织结构高度复杂、业务类型高度复杂、产品结构高度复杂的金融企业中，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产品和业务的理解不如实际操作人员，股东对业务的理解又比不上企业的管理人员。特别是现代金融业务具有高杠杆、高波动性的特点，股东对管理层制约的时滞使得股东很难对公司业务做出准确的判断。 四是激励措施的短期化。在美国金融企业的激励措施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期权激励的大量运用。期权激励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会诱发企业经营业绩的波动加大。因为根据期权定价模型，一个期权标的资产价格波动越大，期权的价值越高。持有巨额期权的经营管理层往往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大的经营策略以使其持有的期权价值最大化。从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利益分配来说，因为在经营效益较差的年份，管理层一般会有一个收入底线，但是在经营效益很好的年份，管理层就会得到高额奖金，因此，在经营波动较大的企业中，管理层在利益分配中处在较为有利的位置。 因此，在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中，尽管对经营管理层进行限制的措施并不多，但有很多措施有助于改善金融企业的信息传递过程，这些措施会减少委托代理成本，降低内部人控制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进对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激励方法，鼓励使用更为长期的激励措施，解决因过多短期激励导致经营管理层过度追逐风险的问题。二是在监管中引入逆周期因素，考虑提高对金融企业在经济周期波峰时风险储备的要求，逆周期因素的引入会减少经营管理层在经济周期景气时的分配份额。三是提高金融产品和企业的透明度，减少经营管理层相对于股东的信息优势。四是加强对金融企业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从而限制经营管理层过度承担风险。 （四）美国与其他国家金融业关系的调整 次贷危机后，美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防范风险跨境传递，但是其着眼点还是维护美国金融业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和统一全球监管规则的旗帜下，对有可能威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潜力进行有力的遏制。对其改革措施，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关于统一全球监管规则。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两个主要战略意图。首先，美国要牢牢抓住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占领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过去，美国掌控国际金融游戏规则主要通过硬的和软的两种手段。硬的一手是，通过美元汇率、利率的变动，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及其走向，通过金融外交政策，引诱或胁迫其它国家与美国合作；软的一手是，通过输出经济和金融理念，诱导其它国家主动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美国经常对一个国家说，升值（贬值）、开放外汇管制、购买美国国债等符合贵国利益（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但由于美国在经济学和金融理念方面的强大影响，美国的建议通常会得到对方国家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同。次贷危机后，美国顺势提出统一全球监管规则，巧妙地把全球对美国金融监管不力的舆论压力转化为美国进一步影响全球金融游戏规则的契机。其次，美国要维持其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美国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防止资金在全球的监管套利，其潜台词是，担心美国提高金融监管标准后资金流出美国市场，威胁美国和纽约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统一的监管规则有可能限制其金融的发展潜力。因为美国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金融体系高度复杂，各种高杠杆的金融机构和场外衍生工具蕴含着巨大风险，要求实行更为严厉的监管，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主要是存贷款为主的银行体系，如果照搬美国的金融监管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第二，关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重要作用。金融危机后，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美国很老练地玩了两手：明的一手是以改革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为诱饵，引诱发展中国家配合美国稳定美元，稳定美国金融体系。只要美国不丢掉否决权，IMF越强大，对美国越有利。当世界各国都增资和调整投票权后发现，IMF改革这场全球博弈中是美国故意设置的“假目标”，其改革对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并不重要，最后的赢家是美国。暗的一手是，加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作用。过去，美国金融业的做法一直是“金融单边主义”（借用外交术语），其监管政策完全出于美国金融业自身利益的需要。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业遭受重创，美国需要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体现和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利益和意图，同时用这样一个多边机制，约束和限制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这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留了一个后手，即加强金融稳定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这就为今后通过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占领了道德高地。
第三，避免限制美国金融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实质性改革。在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上，国际金融改革的诉求被简化到限制高管薪酬上。在会议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出言威胁：“若在薪酬问题上得不到共识，将中途退出G20峰会”。这一方面反映了法国自戴高乐以来一直追求独立声音的偏好，另一方面也说明萨科奇看到了美国的底线，即任何实质性的可能限制美国金融业竞争力的改革都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大宗商品和金融期货交易的监管十分必要，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利益团体可以掌握定价权，影响世界经济循环。2008年在油价威胁到美国经济稳定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起了对原油价格操纵的调查，但如果原油价格操纵影响的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潜力，相信美国会乐观其成。金融期货被操纵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维持实质上的固定汇率，投机资金可以先在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市场上做空或做多一个国家的货币，从而导致该国NDF贴水或升水，进而导致热钱大量留出或流入一个国家，逼迫该国进行实质性的货币贬值或升值。但是，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我们不要幻想美国会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监管来捆住自己的手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未来二十年，金融政策的互动和斗争将是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之一，构建一个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具体国情相适应、能够充分调动中国金融业活力与潜力、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内外部风险冲击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的迫切任务。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研究金融监管改革应该有超越金融业的宽阔视角。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是现代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金融监管改革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对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仅仅着眼于金融体系的需要来研究金融监管改革，难免管中窥豹。一个对金融业来说局部最优的改革方案，对国民经济来说可能连次优方案都算不上。因此，设计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必须认真思考怎样的金融监管最有利于限制金融业的“掠夺性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怎样的金融监管有利于协调好金融业与消费者、金融业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怎样的金融监管符合金融全球化时代提高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谋求先机。
第二，研究金融监管改革需要避免“简单照搬”和“夜郎自大”两种倾向。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加上中国金融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确很大，因此在金融业中有一种“言必称希腊”的倾向，美国金融业的做法常常成为我国金融业在相关领域的判断标准。但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制度一些内在矛盾的爆发，如果我国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学习和理解过于间断，就可能会“削足适履”。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容易让我们滋生自满的情绪，从而看不到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在金融业的国际竞争中贻误战机。 第三，研究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必须更加深刻地把握我国国情。西方金融监管改革，是从“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轮回，是对金融过度自由化的纠偏，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与西方国家出发点有着根本差异。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否则，设计再完美的方案都是空中楼阁。这些大背景包括：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对金融命脉行业的绝对控制；国有金融机构的扩张冲动；监管构架设计中人的因素等等。 第四，研究中国金融监管改革要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西方金融监管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如果不善于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方法，就可能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同时，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整体发展水平不高，需要改革的方面也很多，如果对主要矛盾抓不准，改革就可能误入歧途。在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中，有几对矛盾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发展与风险的矛盾；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的矛盾。处理好了这几对矛盾的关系，金融监管改革自然就纲举目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