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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季冰，资深媒体人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舆论旋即将这个意见称为“新36条”，并将它解读为：自2005年2月24日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出台5年之后，对民营资本放开投资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政策”。 然而，“新36条”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中央政府预期的效果呢？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并不是仅仅凭借主观期望或自觉努力就能够轻易做到的，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体现中央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公经济36条”出台以来的最近5年间，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大潮。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央政府的宏观意愿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经济社会的现实。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今天，在中国的政治层面，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将发展民营经济当作实现某种其他目的——先是活跃商品市场、改善人民生活，后是扩大出口、解决就业问题等等——的手段，这种功利性的考量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的所谓市场经济始终无法随着经济体量和活力的提高而更上一层楼，进入一个普适的法治环境。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每一个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都应当是平等的参与者和竞争者。他（它）们应当遵守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契约，享有普遍适用的权利，并最终凭借各自的天赋、能力、努力和运气赢得各自应得的收益。在这种法治环境下，每一个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都是它自身的目的，而非其他行为主体（国家）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政府则是这一公平的法治环境的维护者和不同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的仲裁者。我们深信，只要一日不树立和真正落实这种理念，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一日不可能在中国建成。 那么，阻碍这种普适的法治环境落实的力量又来自哪里呢？ 不久前在“央企地王”一发不可收的情况下，国资委下令，要求除了主业为房地产的16家央企，余下还有78家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有序退出房地产市场。然而，如果央企真的像许多政策宣传里说的那样，是与民企、外企等没什么不同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话，它们为什么不能涉足房地产市场呢？ 于是又有人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不是普通企业，它们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它们不应该“与民争利”。注意，这里的“与民争利”已经不再仅仅指政府与老百姓“争利”，而是同时包含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假如这种逻辑成立，则实际上国有企业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换句话说，它们必须要退出的就不仅仅是楼市，而是所有的竞争性市场；它们应当介入的，是将盈利视为天经地义的“普通企业”没有动力参与的社会公共品领域；它们实际上就成了所谓“服务型政府”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执行机构，就像西方国家里的少数国有企业——如英国的BBC——那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扮演的绝不是这种角色。 所有这一团相互矛盾的混乱逻辑最终都把我们带到下列这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性质究竟应该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存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它都做了些什么）？国有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究竟是否相容？……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未来我们很可能重蹈上一个“非公经济36条”颁布以来5年间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