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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晴朗的夏日夜晚，想象你可以置身云端俯瞰大地，想象就在这一刻，全中国的吸烟者同时点燃手中的香烟，深吸一口，然后将缭绕的烟雾喷向空中……你将见到一个由3.5亿个明明灭灭的小火光组成的蔚为壮观的地上银河。
这火光的背后，是一个每年为中国贡献近5000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为3000多万人提供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庞大产业，一个用100年的时间，将一种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在野生环境下几乎无法生存的植物，变成全世界研究最透彻、利用最充分的经济作物之一的神奇领域。这星星点点的火光，是这个行业得以存在和兴盛的源头，也是它不惜借助一切可能的技术和手段也要保持不灭并蔓延流传以致燎原的希望之火。
与此同时，这火光背后吞云吐雾的人，却在公众视野中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香烟正在受到全方位的围剿。”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如是说。的确，在西方国家，随着医学界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烟草对吸烟者本人及身边人的健康危害，随着与烟草公司划清界限日益成为一件易于讨好且可以带来实际好处的事，随着老牌烟草公司因为自身原因和巨额民事诉讼的负担纷纷开始向多元化经营转型，烟草的魅力正在无可挽回地减弱。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香烟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性感、优雅、时髦、知性的符号形象已经被改变。2007年，当奥巴马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时，他过的第一关，就是妻子米歇尔的严厉要求：如果不戒烟，没戏。潜台词是，假如你连自己的坏习惯都没办法改变，怎么让选民相信你所许诺的改变？而身为烟民的奥巴马上任半年后就签署通过的对烟草广告和包装予以空前严厉管制的烟草业管制法案，更表明了整个美国社会对烟草控制的主流态度。
然而，这种西方主流社会对烟草业的态度转变，在全球化与中国经验两种体系的冲撞下，却在中国以一种对吸烟者“特别关照”的形式表现出来。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总结全球控烟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6项扭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MPOWER”。其中M代表监测（monitor），通过建立有效的监测、监督与评价系统，监测烟草使用情况；P代表保护（protect），实现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完全无烟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O代表提供（offer），即提供方便易得的临床戒烟服务；W代表警示（warn），警示烟草危害，使所有人都能了解，烟草使用的结局只有痛苦、残疾和过早死亡；E代表执行（enforce），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R代表提高烟税（raise），从而逐步降低烟草制品的价格可承受度。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着重指出，“这些政策是互相补充和相互增效的……部分实施对减少人群使用烟草通常是不够的”。但实际上，在中国，6项措施中得到执行力度最大的，却只有对吸烟者单方面加以约束和要求的P。
直到目前为止，国家投入到烟草使用状况及消费模式调查上的经费屈指可数；卫生系统的临床戒烟服务仅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得到开展；在烟盒上印刷图片警示信息的措施至今未能通过；以各种隐蔽形式出现的烟草广告和促销依然屡禁不止；而烟税的提高也远远及不上人们消费能力的增长。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中国的吸烟者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至少从短期看，吸烟的成本，远远低于戒烟的成本，而戒烟的收益，却因为种种原因不为人所知，或是难以企及。与此同时，在控烟的其他实质性领域鲜少作为的政府，却出台了一系列很多时候并无执行力的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吸烟者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但缺乏相应辅助戒烟手段的配合，这种歧视并不能像在西方国家一样，转化为真正有益于整个人群免受烟草危害的现实。虽然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显示，公共场所与工作场所无烟化可以使烟草消费量减少3%～4%，在无烟场所工作的吸烟者戒烟的可能是在允许吸烟的场所工作者的两倍以上。但在中国，尽管早在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就明令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1995年，北京市人大也第一个通过立法规定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现实情况却是，中国香烟的消费量却在实质性地上升。
90年代初，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刚刚开始用提高烟草税的办法控制烟草流行的时候，借着到北京访问的机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曾对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提议，中国的吸烟人数这么多，为何不采纳加州经验，通过征收高额烟草税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减少国民的烟草消费，另一方面，这部分税收也可以用于辅助戒烟的健康医疗。“陈部长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朱镕基总理，得到的答复是，烟草税的确可以实行，但实行之后，中国的烟草工业怎么办？几千万烟农的生计怎么办？”胡德伟对本刊记者说，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在中国，控烟绝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或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要参照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更得从中国的微妙力量平衡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