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战略转型：领跑新时代的“锚”
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根本性转变，“十二五”的中国经济需要应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的调整和转变的压力
文/许正中 “十二五”同以往任何一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内外背景大不相同，尤其是人口发展红利丧失、能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产业空壳化等内在压力，同后危机时代中国作为新兴主导力量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外在机遇交互作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涌现，使得“十二五”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变数最多、国内外形势也最为复杂的阶段，如何透视现状、锚定未来、战略前瞻、科学规划，寻求技术突破、产业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为引领下一轮三十年的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转变宏观经济调控着力点 走向创业型经济之路 产业创新和就业问题的双重压力成为“十二五”宏观经济的调控重点，引发我们重新选择战略路径和发展模式。未来五年，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在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立体化分工过程中，在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中全面低端自锁，同时就业压力也不容忽视。如何解决转轨就业、大学生就业、转业军人再就业、经济结构调整性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峰叠加的难题，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十二五”期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年均达2400万人，每年能够安排1200多万人，供求缺口在1200万左右，五年累计6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有1.3—1.5亿剩余劳动力，“十二五”期间共有1.9—2.1亿人需要寻找工作机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了一些人口大国的总人口。 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解决就业问题，难以有效激发创造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而创业型经济不仅能解决就业压力，而且能够推动产业不断创新，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发展创业型经济，以人力资本、软实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耦合发育成创业复合资本，不断催生创业家阶层，打造创业型政府，建设创业型大学、创业型社区、创业型城市，最终形成创业型国家。构筑创业支撑平台，以创业带动就业为策略，大学生、农民工、城市青年交互复合创业，通过一人创业解决9—13个人就业吸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困难、创造乏力、创新不足的问题。 坚持统城筹乡的城市化战略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十二五”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规模的生产力浓缩与转移，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是意料中的事。完成城市化又是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区域发展、承载现代化的关键。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要经过一个城市化率从30%增长到70%快速发展的“马鞍区”。当前，即使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的西藏、贵州等地，其城市化率也已超过了30%。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跨越马鞍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日本跨越“马鞍区”用了不到30年，韩国不到27年。我国的速度将会更快，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增长率每年至少保持在2%左右，这样每年会有上千万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完成身份切换，职业转变。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如何集约使用、产业如何集聚创新、人口如何集中发展成为问题的关键。 摆在我们面前的至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城市化的速度基础上，提升城市化的质量,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群。依托大城市群，抓大带小、统城筹乡、拆县并城，全面推进经济结构、社会架构、文化、人的心理的城市化是明智的选择。建设创业园解决劳动力转移的就业问题，建设培训园全面提高就业技能，构筑安居园解决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创业园、培训园、安居园的“三园互动”的机制，完成人口集中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创新“三个集成”，实现“农民向市民”、“静态立体科层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向动态扁平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的两个切换，构建城乡统筹新模式。
构筑产业创新支撑平台
变追随为引领 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都是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作为补偿的，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十二五”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前夜，也是中国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整个中国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我国每年申请的专利产业化率不到10%，而先发国家如美国、日本等这一比例在40%-60%之间。一方面大量的先进技术成果处于“休眠”状态，另一方面我国产业被低端锁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芭比娃娃”现象屡现。非技术因素已经超过了技术因素成为阻碍高技术产业化的瓶颈，呼唤政府通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全面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 改变产业空心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业创新的技术和技能支撑平台是关键。突破产、学、研彼此间的线性合作，形成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多螺旋激励。促进知识、技术、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提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知识开发、技术创新、转移、转化、传播和扩散的效率和水平。培育信息、技术、知识、政策、金融、创新和工具的共享网络。 构筑普遍服务体系 夯实社会跃升器 “十二五”是中国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6000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经济社会快速分化期，从人类发展历程看，这一时期经济容易失调、心理容易失衡、社会容易失序。容易造成“文化鸿沟”、“教育鸿沟”、“数字鸿沟”、“就业机会鸿沟”等等，阻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通过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使国土范围内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均等、公正、全覆盖、可获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基本保障，为社会的正向演进提供助跳器。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建立，从根本上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迁徙权，给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从而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缩小社会个体和区域差距，实现二元分割的社会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的融合社会转型；产业社会普遍服务提供通讯、邮电、电力网络基础产业的服务，实现网络产业化，构筑高新技术网络组织，形成产业网络化，支撑中国产业创新平台，从而解决中国富而不强的问题；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旨在实现信息与知识扩散，保障公民知情权，构筑社会信用体系，降低社会运行成本，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信息鸿沟。 创造国际化红利 全球性配置资源 审视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国依靠资源、人力、低端加工制造业的支撑，以资源、价格、劳动力换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主要依靠中低端产品的大量出口，利润微薄。亟待转变这种依靠低端产品出口的局面，一方面与美国等先发国家一起掌握规则和制度的制定权，另一方面不断加速基础研究、技术发明、产业创新的步伐，以科技、创意、产业高端化保障其领先优势和支配地位。 此外，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初级产品的大量出口导致贸易摩擦频发，就连当前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技术性难题也变成了国际贸易、全球分工的经济制约因素，日益受到先发国家规则和制度上的限制和制裁，因此，锚定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建立产品生态、环保生产标准，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实施“走出去、吸进来”并重的发展战略。“走出去”变产品出口为海外投资，参与更高层面的国际分工。“吸进来”寻求要素的最佳配置，将先发国家的高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创意资本为我所用。 尝试倡导建立以人民币为基准的“亚元”机制，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增强抗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变实物出口为资本投资，绕开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