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咸平新年推出了两本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产业链阴谋III——新帝国主义并购中国企业的真相》。帝国主义论，在国际企业的研究中并不新鲜。1602年，荷兰皇家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开拓亚洲商道、殖民亚洲而立，后面才会有郑成功打败荷兰帝国主义，收复台湾的爱国故事。但今天再给跨国公司戴上“新帝国主义”的帽子加以批驳，很可能把孩子连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不仅抹煞了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产业升级方面对中国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否定了改革开放中外资在开放市场竞争、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税收等各方面的贡献，更不用说非洲肯尼亚嗷嗷待哺的饥民，是如何地渴望跨国公司（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给他们工作机会了。 “新帝国主义论”之谬 边文中介绍的三篇近期国际主流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揭示了东道国的制度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按郎咸平的逻辑就是“掠夺能力”），东道国的制度开放如何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按郎咸平的话说就是如何打倒“新帝国主义”）。这些主流学术理论背后都有极强的方法论与数据支持，他们给出的药方与郎咸平对全球化的批评完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支持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是提升本土企业相对于跨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的重要催化器。这种制度的催化功能，可能比单纯的技术、人力资源、产业链等方面的提升更为重要！ 郎咸平认为，帝国主义的新特点是使用一体化技术开发能力（IPD）与集成化供应链管理，例如通过偷走中国的大豆苗，就能用强大的基因工程能力开发出转基因大豆，并通过一体化的市场渠道来推广这个大豆。其实IPD根本不是什么新特征，邓宁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揭示了跨国企业将产业链内部化是重要的竞争手段。现实里，全球农作物的产量至今未能全面满足世界人口的需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挨饿。虽然“绿色革命”大幅提高了印度、孟加拉国等穷国的农业生产率，但相对中国而言，其自给自足率仍然相当低。这正是当前全球农产品价格提升后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转基因将是回应这场新粮食危机的重要技术创新。至于对IPD的批评，只要看看单靠印度农民为何无法改良稻米品种就明白了。印度政府一直为某些稻米品种提供财政补助，结果等到发现这些品种退化、产量下降时已经来不及了。印度每年为农民们提供的各种燃料、粮食和肥料补贴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超过10%，酿成20年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最近不得不进行削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 研发、供应、销售、后勤、服务的一体化是推广新技术创新的必然手段，例如华为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回应跨国公司的竞争。中粮的宁高宁学得更快，将中粮50多项业务归类、收缩于贸易、粮食加工、食品、地产、中土畜、糖和番茄、包装、肉食、金融保险7大业务群，并提出改造中粮的“全产业链”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不是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而是中粮从雨润、双汇、汇源等本土竞争对手那里学到的。 集成化供应链管理也不是新现象，在当今的世界，技术创新早已使模块化成为趋势，供应链外包有利于本土企业吸收外包方的技术，进而向研发、市场营销等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郎咸平只要跨过深圳的罗湖桥，到华强北一带走一走，就可以看到经由模块化组装的山寨手机如何打败了阿尔卡特、西门子甚至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郎咸平指出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已经从传统银行转变成了现代“投资银行”，控制着产业资本和传统银行资本。但对我国的许多新兴产业来说，如果没有海外风险投资早期对新浪、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的投资，我们可能完全生活在MSN、雅虎、谷歌、eBay构成的完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而为什么本土投资者无法享受新浪、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优秀本土公司的投资收益？原因正在于行政垄断的国内证券市场。
什么是最好的竞争战略 博斯公司全球高级合伙人谢祖墀博士在自己今年推出的新书《中国战略》中，画出一个中国各个产业的竞争格局图。这张图的右上角，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彻底的地方，也是本土企业竞争力最强的地方，而图的左下角是所谓有着“国家利益”的垄断行业，这些依附于权力体系的行业垄断公司供养着高收入的高管，却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当前的“国进民退”现象，正是来自左下角垄断部分对右上角开放竞争部分的渗透与蚕食，长期以往，必然是本土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相对于跨国公司的倒退。 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新帝国主义”的真相，是不开放的制度与垄断抑制了本土企业的成长空间。在“国进民退”的号角中，与“新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垄断企业（包括房地产）正腐蚀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伤害本土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从制度对全球企业竞争战略的影响看，郎咸平发现了病症，但开错了药方。只有进一步加速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民营企业有着与跨国公司一样的平等竞争机会与市场准入，才是本土企业战胜跨国公司的机遇所在。 对内开放，将是最好的对外开放与对外竞争的战略。 （作者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战略管理博士候选人，即将在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担任创业与创新助理教授 [email protected] ） 三项最新研究:东道国的制度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的竞争力？ J. Kogan & Del Sol, P.: "Reg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pioneering economic reforms: the case of Chilean FD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6): 901-927 上世纪70年代，智利由一批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弟子开始推动市场化改革，成为拉美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领先者，该国的企业最早发展壮大，较早地实行了与中国企业类似的“走出去”战略，加大了在拉美其他国家的投资。该文发现，在拉美经济自由化早期，智利“走出去”的跨国公司比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有着更高的盈利能力，但后来随着拉美经济自由化的推进，这种差别逐渐减小。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提升了各国本土企业对“新帝国主义”的竞争力。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现在对越南、缅甸、孟加拉、非洲等经济体制落后的国家进行海外投资，将享有暂时的“制度领先优势”。 Pei Sun, K. Mellahi & E. Thun: The dynamic value of MN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orthcoming. 该文对中国汽车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往往在新兴经济体的东道国中组建复杂的政治网络，形成镶嵌型的关系，从而获得在东道国的长期竞争优势。但有趣的是，近年来这种政治性的镶嵌网络价值在下降，甚至成为负值！这说明制度越开放，像比亚迪、吉利等本土企业的崛起，使得跨国公司再也无法利用政治资源来参与竞争。 A. Cuervo-Cazurra & L. Dau "Promarket reforms and firm profit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6): 1348-1368 本文分析了拉美最大的500家公司1989年~2005年的业绩表现，发现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能产生积极的效果，显著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原因是这些改革可以减少外部监督企业的代理成本。在这个框架下，两位学者认为，本土企业从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制度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所有权的公司所遭受的代理问题各有不同，本土的国有企业最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其次是本土的私营公司，最后才是跨国企业在本土的分公司。（这一发现可以与第一篇文章的发现相印证。）本文两位作者随后又在《管理国际评论》发表《结构性改革与企业出口》一文，发现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市场经济改革越彻底，外资公司在这些国家的出口能力会越高，而本土民营企业的对外出口竞争能力也相对提高。这一现象也可以在中国观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