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老百姓海鲜楼 老百姓吃得起的海鲜酒楼相当赚钱



  苏海长不是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人。与人交谈时,总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粤式普通话,即使说到当年一年做上亿元的生意时,他的语调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原来相当精彩的创业史,从他嘴里讲出来,怎么听都像是一部失败案例的集纳。

  诚实是苏海长的另一个“关键词”---48岁的人,简直诚实得可爱。在他的新光酒店里,大堂经理介绍店里的一只鲍鱼比大酒店便宜上百元,他接过话茬说:“我们用的是二级鲍,大酒店用的是全鲍,两边进价差很多。”一句话“堵”得经理只有苦笑,“没见过这样拆台的老板”。他还是一脸认真地说:“就是看相差点,不过你可以到两边吃着试一下,味道肯定不比大店差。老百姓要的是体验,不是形式。”

  苏海长有个理想,就是让武汉的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广式鱼翅、鲍鱼这些“贵族菜”。

  辞职下海:轻车熟路的事赚第一桶金

  1986年,年方28岁、担任副科长的苏海长从广东省煤炭厅下属的实业公司辞职了。消息传出,单位里一下炸开了锅。

  从领导到父母,从亲朋到好友,谁也没劝住他,不少人还被他奚落了一番:“你们真没眼光,当我是一时头脑发热呀。没十足的把握,我敢下这么大的赌注?”

  他所说的把握就是他从事多年的进口汽配业务,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做进口汽配生意的,他又是负责销售和报关这两个关键环节的人。七八年的工作不但让他对汽配外贸烂熟于胸,还建立了广泛的业务网。“在八十年代做进口生意,一个是资质,一个是销售渠道。有了这两样,基本就能保证生意上路了。别人之所以劝我别做,都是不了解这些生意门道,他们是难者不会,我是会者不难。我都了解清楚了,还有必要瞻前顾后吗?”

  下海后,苏海长挂靠一家国有企业注册成立了康泰汽车配件公司(当时私人不能注册成立公司)。当时广州有政策优势,全国八成以上的进口汽车配件都是从这里发出。苏海长凭着自己的关系网,向全国各地的客户发报价单,拉业务。接到订单了再到总经销那进货托运出去。因当年销售渠道单一,全国价格也比较统一,杀价抢市场在当时还不时兴。苏海长抢市场的办法就是承诺先送货上门,再收货款,客户不担心被骗自然会放心订货,苏海长要做的就是保质按时发货。

  “那时国产小车很少,销售渠道又少,我凭着这个小点子,很快把市场打开了。”苏海长不愿承认自己的创业智慧,总把成功归于偶然的机遇。市场打开后,苏海长根据自身特点决定专攻一个品牌的汽车配件。通过对客户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丰田的汽配比较好销,便逐步放弃其他牌子的业务,专攻丰田车市场。“丰田有个促销政策,就是根据经销商的销量给予不同的优惠幅度,卖得越多,进货价就越低。”苏海长再把这一优惠分解到每个业务员,让业务员到全国各城市的大企事业单位公关,跟客户谈让利促销。这一招收到奇效,不到半年,全国各地的客户开始找上门来跟他们谈生意。

  “我们做得最顺的时候,一年能卖出十几亿日元(约合1亿元人民币)的配件,而全国也就40来亿日元的市场规模。当时做这行的没人不知道广州有个康泰。”说到这里,苏海长少有的自我表扬了一次。

  头脑发热:地产项目和养殖项目亏了

  汽配生意做大了,几个合伙的股东也变得躁动起来,嚷着要投资做点别的,不能让手上的钱闲着。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大搞地产业,特别是90年代初海南掀起的地产淘金热,让全国“炒家”心痒难耐。苏海长的神经也被撩拨得难以自制,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炒地皮去。

  恰逢惠州正在开发一个熊猫车城项目,苏海长他们没等市场调查做完,就投了8000万元买了近3000万平方米的荒地。按当时的炒法,买到地皮做完“三通一平”(指土地具备上水、雨污水和道路通以及场地平整的条件),转手卖出就能赚上五成利。事实上他们开张确实比较顺,1992年初买到地,年底“三通一平”没搞完,就有一家银行找上门来出1.3亿元买他们的地,并预付3000万元定金。

  谈成这笔生意,一群人大喜过望,“跟挖到金矿似的,比做汽配来得快多了”。他们马上又找新项目,同年,又在海南谈成1000亩地的农场项目和一个20亩地的渔场项目。“后面这个项目其实是瞄准了当时很火的鳖精。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有前途,就搞了个甲鱼养殖场。从头到尾都是甩给别人管理经营,我们几个人都不懂,也不愿守在那里。”这个项目人还没进场施工,又在广东征到一个几百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同时操作起四个地产项目,总投资过亿元。

  “以为会坐等地上长金条的,哪知晴空砸下一个霹雳。”1994年初,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不许银行买卖地皮,打压炒房现象,惠州的项目立马瘫痪。其他几个地产项目也因为没了买家停摆了。“最惨的就是养殖场那个项目,经营时因为没人管,甲鱼被人偷了不少。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安徽研究所,预算是按当年甲鱼的行情算的,80元/斤。等一年后甲鱼成熟捕捞时,市价已跌到40多元/斤。一年要出上万斤,你算要亏多少?”

  甲鱼的价格再也涨不起来。没几年,这个项目再也撑不下去了。几个人把渔场资产一核算,整个抵给了甲方还债。“什么都没带走,亏得渣子都不剩了。”

  回想起那段日子的疯狂投资之举,苏海长说,我们还是犯了市场的根本大忌,不了解的行业,仅凭市场反应就投下巨资。就像炒股,香港有句股市名言“当买菜的阿婆都在谈论股票时,你就该退出来了”。“我们就是那群疯子”。

  瞄准餐饮:刚开始就结束

  屋漏偏逢连夜雨,房地产生意做熄了,他们的进口汽配生意也因为国产新车陆续上市而大受影响。没了这根利润“支柱”,苏海长的整个事业都变得岌岌可危,急需新项目转型。

  数月的搜索,让苏海长把目光锁定在餐饮业上。广州的餐饮业从90年代早期开始转型,私营酒店以风味特色招揽顾客,传统国营餐饮逐渐淡出市场。苏海长的想法是,什么行业都会受国家政策影响,但餐饮业则相对小得多,谁都要吃饭,这是个“日不落”行业。

  想好就干。1994年,苏海长花270万元买下别人的一家2000平方米的酒楼,改造成当时广州最时髦的生猛海鲜店。但他不懂餐饮,所以从前堂到厨房全部包给别人做,他只负责管账。“我当时的想法是,把这里当饭堂用,自己经常接客宴请,朋友也经常请客。与其把这笔钱给别人赚,不如自己赚。等经验学够了再自己接手大干。”

苏海长当年对市场判断还是正确的,海鲜确实是当初风头最劲的餐饮店经营模式。但他对这行实在是经验欠缺,酒店开张一年多,一直徘徊在赢亏之间。

  不过,一年的摸索倒是坚定了他继续做餐饮业的信心。第二年,他卖掉这家店,又在广州中山三路买下一家门面房,与别人合伙投下900万元,重建成一家高档海鲜酒楼,还起了一个很喜庆的店名“福临门”,准备大干一场。

哪知天不遂人愿,1996年广州建地铁,他的酒楼土地被征用了。新事业刚搞出名堂来,就这样结束了。遭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苏海长仍挺乐观。“形势比人强嘛,什么都被人算尽了,还有什么创业的乐趣,当年我也没认为自己就这样完了”。

  转战武汉:来汉开“菜市场酒店”

  酒楼关门后,苏海长四处托人找生意门路。1996年,一个在武汉的朋友告诉他,武汉餐饮市场也挺红火,很像早些年广州的行情。他立马赶到武汉考察,3个月的“吃喝之旅”,还真让他找到了门道。

  交通路水产市场要拆迁入室。这让他想起广州当年改造马路市场时的一件事,有个水产市场跟酒店合作,市场酒楼开在一起。顾客在市场里买好水产,就到酒楼里,让酒楼加工成菜。这种经营模式因为便宜、新鲜,很受市民欢迎,在广州生意相当火爆。他决定把这种模式“克隆”到汉。

  苏海长联合几个老乡,投资1100万元,在江汉关新水产市场里买下一整栋楼,一楼还是出租给别人做水产市场,二楼留给自己开酒店,三楼和四楼做KTV、桌球室。他按广州市场的做法,对外宣传顾客在一楼买了海鲜可到二楼酒楼加工成菜,酒店只收加工费。酒店起名“新光”,他希望这是新希望的开始。

  这种菜市场和酒楼的混合体在开张之初确实收到良好反响,借着江汉路旅游购物区人流大的优势和独特的做法,酒店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一年多时间里,赢利总上不去,这让苏海长大惑不解,“照广州经验,这样的上座率应该很有得赚了。”

  蹲在酒店里研究数月,他终于找出病根。当初他为让酒店早点上轨,直接从广东请来整套班子(甚至包括服务员)经营,工资按广东的标准发,而很多原料是从广东托运过来的。武汉菜价远低于广州,这一进一出,就把他的利润“吃”得所剩无几了。

  接下来,他亲自操刀“动手术”。他把三四楼都整体转包给别人,收回酒店经营权,集中全部精力亲自管理。接着调整各岗位操作流程,把原来23个广东师傅减到12个,增加本地菜比重,空缺岗位由本地厨师顶上。前堂180个服务员岗位也压缩到130个,并逐步增加本地人员比重。原料这块也不再死守正宗。“如我们的烧鹅,以前全部从广东进,现在主要从武汉采购,价格从18元到68元都有,顾客想吃正宗的就多出钱,想吃实惠就吃本地鹅。”

  一番改造下来,第二个月的销售额就从原来的70万元升到150万元。苏海长也顺势调整了酒店的定位,不再做高档店,改做中低档的大众店。“武汉的餐饮主流企业是这样做的,他们影响了武汉整个市场,我们必须跟进。外地酒店为什么难在武汉存活,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特色,也就放不下高高在上的价位。大众化是武汉餐饮最大特色,否则就等着出局吧。我理解了,所以我活下来了。”

 莆田老百姓海鲜楼 老百姓吃得起的海鲜酒楼相当赚钱

  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上个月,苏海长又投资400万元开了一家新光酒店。按他的想法,两家店都要做成老百姓能吃得起的海鲜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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