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第一次中国大陆行,埋下难解大学生情结



系列专题:李开复离职

 李开复:第一次中国大陆行,埋下难解大学生情结

  1988年4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1983年入学只有4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26岁的我,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之下选择留校任教,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作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80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必扬鞭自奋蹄”。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岁,定居美国多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其时,北京信息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28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

  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叫沈为民,比我大7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在计算机上写?”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还比较落后。

  1989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备感珍惜。信息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北京信息学院的食堂也让我感到震惊,食堂样子很破,进去以后发现一个菜只要几毛钱。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硕大的饭缸,打了菜和饭以后,在饭缸里一混,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学院的食堂解决,但是有专门的厨师给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样。我很惊讶地和厨师聊天:“他们为什么要边走边吃啊?”厨师则不以为然,“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难道你们美国不是这样吗?”

  那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我给学生们讲课,周六周日,学生们就带我去游览名胜古迹。颐和园和故宫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长城让我见证了古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让我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肃然起敬。晚上,他们带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国菜。

  有一次,学生们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北京的“东来顺”火锅,因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慕名来到了王府井的那家“东来顺”火锅店。没想到,一名服务员懒洋洋地告诉我,“我们快下班了,不卖火锅了,您要吃就只能给您做一盘炒鸡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点多就要下班的?我坚持说,“我还是要吃火锅,因为来火锅店就想吃火锅啊。”这样一来,服务员的态度强硬起来,“你要是现在不点菜。一会我们连炒鸡丁也不给你做了。”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赶忙乖乖地说,“啊,这样啊,那我还是吃炒鸡丁好了。”没想到刚刚吃了两口炒鸡丁,服务员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同志,结一下账,我要下班了。”“什么?我还没吃完呐?你怎么就要结账?”我的眼镜差一点掉下来。可是,服务员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结完账我就要回家了。”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一种奇观。我赶紧掏出钱包付了账。而当我吃完这盘炒鸡丁后,另一种不能想象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服务员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就那么堆在那里,无人顾及。这种特色服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也正是这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在北京信息学院的4个星期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祖国。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10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多年以后,我回到祖国,开始关注大学生,除了父亲的影响,还和我早年的这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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