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管理名人:商鞅的“数字化管理”

 古代管理名人:商鞅的“数字化管理”


秦国在经济战略上实行国有化,目的就是要使财富最大限度地向国家层面集中。但是,落实到具体经济管理层面,仍然和奖励军功的策略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战场,砍敌人一个脑袋,就可以晋爵一级,赏田一亩。在农业生产中也是如此,凡事定质定量,设立标准,用数字来说话,用奖罚的法律杠杆去调节,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管理的系统,渗透到秦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化管理是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生产需要预算,财富分配照样也需要预算。没有数字,政府就变成了瞎子,无从把握国家的经济脉搏,也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而且,官吏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管理也要靠数字,没有数字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这样,秦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就变成了一大堆标准数字和统计数字。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数字化生存”和“标准化管理”,其实在2000年前的秦国经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

  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实行的是目标管理。秦律规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这充分说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府工室下达生产任务的。采矿、冶铁业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盾。可见,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秦国的这种数字化管理,不仅体现在上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还体现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点是功利实用,做事目标非常明确。而功利向来是和经验联姻的,数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世界观上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依靠经验,唯经验是从,把过去的经验推向未来,把“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秦国就是如此,由做基础工作经验最丰富的行家里手,将经验汇集总结成文,落实成一个个精确的数字,并在全国推广实行。

  我们上面提到,在秦国的直属牧场里,牛马的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养牛要养到什么程度,看来是有一个标准的,否则就无法判断牛是瘦了还是肥了。还有战马,也是有一定规格的。秦国的军法规定,战马的选择必须是5尺8寸(相当于今天的133厘米),这保证了由马所组成的方队在战斗时前进与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不会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保证了整个队伍方阵的整体性,从而保证了号令一发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锐气和战斗力。战马的选择有了规格,在喂养过程中就有了标准。喂养到这个标准,负责的官吏就应该受到奖赏,否则,达不到标准,自然要受到惩罚。

  在农业耕作方面,秦国也处处显现出数字参与管理的精确性和高效性。如在播种时要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等,这种在全国推广的数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即我们今天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就是说,在一些专业方面选择一些最优化的标准,用数字固定下来,强制在全国推广。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种种,使得秦国的农业达到空前的先进与发达,其农业先进的管理一点不亚于2000年后的今天。

  数字化管理不仅表现在农耕、畜牧的生产过程中,还表现在分配领域。国有化的经济在秦国占绝对地位,自然就会带来国家运行成本的问题。当劳动者都在为国家效力,执行职务行为时,他们的一切开销要由国家来负担。军队上战场,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费用自然要由国家来负担。奴隶、刑徒,虽然在皮鞭下无偿地为国家劳动,但他们也要吃饭。不吃饭就无法延续劳动力。这一部分支出,自然也是国家来买单。还有,秦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俸禄、薪酬、出差时的津贴,不用说,也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的。

  如何合理地规划财政支出,如何将这种国家运行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也就成秦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创造财富是“开源”,节约成本则是“节流”。二者并行,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于一身的商鞅,自然重视国家财政的支出和分配问题。在这一点上,秦国采取的仍然是数字化的分配制度,即“禀给”制度。所谓的“禀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供给制,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国家就给划拨多少。当然,这里所谓的“需要”,不是劳动者自己决定的,而是官方事先预算好的。国家认为你应该需要多少,你实际上就能得到多少,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多给了,浪费财物和粮食;少给了,会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

  难以想象,秦国是如何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需要”的。况且,考虑这些“需要”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男女之间有差别,老少之间有差别,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有差别。即使是同一个人,忙时和闲时更有差别。商鞅把分配的份额竟然定质定量到每个人头,就算在统计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是很难做到的。据《云梦秦简》中的记载,秦国的口粮正是按工种、性别、身份、身高,分别定量供应的。不同的人,到食堂去打饭,不仅吃的饭菜不一样,而且饭菜的多少也有差别。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者,饭菜里可能就有些肉丝,还能吃饱。而劳动强度不大的,估计也就是吃个半饱,至于饭菜,估计也就是喝点粥,吃点咸菜。而且,在秦国的集体大食堂里,每次做饭都是按人头下米的,可以推测,那些负责伙食的官吏,在下厨做饭之前肯定已经计算出了每个人应该吃多少,大家一起需要吃多少。否则,一锅饭吃下来,怎么会丝毫不差,既没有剩余而浪费,也没有因饭菜不够而影响了接下来的劳动呢?

  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就这样让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国经济的命脉。对政府来说,只要把规矩制定下来,把任务下达下去,再培养一批克尽职守的官吏,就万事大吉了。难怪秦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难怪秦国这个战争机器一百多年来有条不紊地在运转,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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