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案例中的哲学智慧 管理中的包装哲学



少数中国人爱做表面文章,他们十分善于包装。多数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而且理由越冠冕堂皇越好。哪怕是不义之举,也要尽量做到“师出有名”。毕竟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名分”二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有名无名,干系重大;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包装之术。

  中国人的包装艺术

  很早的时候,中国人的包装手段就十分了得。东汉末期,军阀混战、群雄并起,曹操的实力并非最强,但他统一北方的大业却最顺手,原因就在于他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张王牌。既然皇帝在手,干什么事情都能假借天子的名义,自然很便当。这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在春秋时期就常常上演,只不过曹操把天子利用得更加充分罢了。另外曹操也很善于作秀。他外出带兵打仗,不小心战马践踏了老百姓的麦田。按照曹操自己颁布的法律,这可是杀头的罪过,曹操当然不能受这个委屈。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的话,也无人敢提;曹操却偏要假仁假义,装模作样地要法官给自己定罪,然后弄了个“割发代首”了事。其实要依我们看来,干脆来一个“战马受惊,非干吾事”,把马宰了得了。但曹操既要面子,又舍不得宝马;既想收买人心,又想树立威信;结果演了这么一出,居然把手下唬得一愣一愣的,还顺便理了个发。真是一举三得。后来还有一次,赤壁战败时曹操放声大哭;手下刚想安慰几句,却听曹操哭道:“我哭的是郭嘉郭奉孝啊,如果有他在,必不会使我遭受此败。”几句话使得谋士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心虚不已。原来奸雄的眼泪,也是用来激励士气的。与其说这是善于包装,倒不如说是擅长“伪装”。

  当然,论起这一套本事来,刘备也不弱。当年在长坂坡前摔阿斗,傻瓜都能看出这是在收买人心,却让赵云感激涕零了一辈子;后来在白帝城托孤,几句话说得诸葛亮汗流浃背,发誓要为蜀国鞠躬尽瘁。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常常有这样的事,但凡是权臣要阴谋篡位的,偏偏总会打出一个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蛊惑人心,以显得自己名正言顺。例如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本来就是七个藩王存心对抗朝廷,打的旗号却是“诛晁错、清君侧”,可怜的晁错就作了屈死鬼;还有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本来是狼子野心、图谋篡逆,他提的口号却是假惺惺地要给南明小朝廷的末代皇帝报仇,光复大明基业,其实那个倒霉的皇帝正是吴三桂亲手绞杀的。可见只要经过一番包装,不管多么龌龊的事,都能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但实话实说,此等作为,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模糊善变的包装哲学

  不过像前面这些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遇到的。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他的行为蒙受了别人的责难时,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来,这也算国人包装手段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一个人明明违反了既定的管理制度,事后他却往往会这样辩解:“我本来十分尊重制度,但这样变更,完全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讲。但是真相如何,那就很难说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针对上面的话,有人听了也许会表示赞成,替他说好话:“虽然我们的制度略有改变,但这也实在是不得已的。不作一些变更,根本行不通。”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看起来也很像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一般都能得到多数人的谅解。

  但往往也少不了有人反对,批评道:“明明是假公济私,还要争辩!”这话听起来仍然很有道理,看起来恐怕也不无可能。

  这样一来,似乎是非就很难判断了。不过,多数中国人深受阴阳文化的影响,时常抱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观念;认为所有事情,无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而且“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以致纯粹从“现象”看,很难分辨一个中国人的言行,究竟是真是假,抑或是实是虚。因为“一个因,可能产生两种果”。既然如此,那又当如何是好呢?

  我们赞同孔子的态度和主张。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就是在告诫我们,不可以从表面上去了解一个人,却应该探究他内在的实质意义。言行一致的人,当然要合乎“表里合一”的原则,即使可能是真的,也还需要进一步去追踪,才能证实。

  为什么这样麻烦呢?原因是有些中国人有一套奇特的包装哲学,能够把不同的东西,包装成一模一样。就算是假的,也可以包装得足以乱真。难怪有人慨叹:“一些中国人很会表面功夫!”

  我们一直高呼“防人之心不可无”,便是由于一些中国人的这一套包装功夫,相当高明。

  多数中国人主张随机应变,却反对投机取巧。但是,“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似乎是孪生兄弟,外表长得完全一样,很不容易辨别。

  任何人的权变行为,如果把它当做随机应变,信手拈来,便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使人不得不信。若是把它视为投机取巧,也能够左采右撷,聚集一大把理由,使人信以为真。有些人的事情之所以常常很难说清楚,恐怕这是一大缘由。

  有些中国人很会利用这种“模糊不清”的包装,把所有“投机取巧”的行为,都包装成“随机应变”的模样,以求合理化,寻求“自我安慰”。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方式,即使只是“暂时骗一下”,也往往会养成习惯,甚至“用骗自己的方式来骗别人”,配合一些中国人因碍于面子而不喜欢当面揭穿骗局的习惯,一路骗自己又骗别人,乐此不疲。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实在是自欺欺人。

  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论是随机应变或者投机取巧,一律包装成随机应变。万一被识破,便大呼“冤枉”,大喊“倒霉”。

  有些中国人,因为总是操持着骗自己也骗别人的心态,因而对别人的行为也常常一律视为投机取巧。这样一来,一样的包装,却导致两种客观效果。这也许就是我们成天吵吵闹闹,很难达成共识的主要障碍。

  有些中国人善于用“情”来包装自己,而且变幻无常,相当“不明确”而又“不确定”。

  中国式包装的拆解

  要破解某些中国人的那套包装功夫,最好的办法,就是孔子所说的“直”,也就是中国人最喜欢自夸的“正直”。“直”有一层涵义,孔子认为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不赞成“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而儿子亲自去做证”,却倾向于“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也替父亲隐瞒”。这就是《论语》里面著名的“子证父攘羊”的典故。而其子“大义灭亲”的举动,并未得到孔子的赞许,似乎有悖常理。不过,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化伦理的微妙之处。

  孔子指出“人之生也,直”,表明一个人的生存之道,便是“正直”。如果不正直而居然能够生存,那可以说是侥幸的。君子心里坦然宽广,就是不论你怎样包装,我都以正直的心态来对待。

  所谓“正直”,应该是“顺道而行,顺理而言”。任何人希望做到真正的正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父亲的要善尽做父亲的责任,扮演好做父亲的角色,像一个父亲的样子。子女也要善尽做子女的责任,扮演好做子女的角色,像一个晚辈的样子。这些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双方面的尽责。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一套伦理准则,便是很好的体现。在这个基础上,也要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尽责,而对别人是否尽责应该稍为宽谅一些,才能够消灭怨气,大家相安无事。

  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是不守法,而是既为人父,就应该善尽父责,替儿子隐瞒;既为人子,也应该善尽子责,替父亲隐瞒。说穿了,父子有一方违犯法律,自然有人会告发、会作证,根本用不着父或子来做这些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最后是非自有公证,而父子感情如旧,便是“在圆满中分是非”,这才合乎中国人的道。

  至于“顺理而言”,则是“可以说才说,不可以说就不说”,并不是单纯的“我有话要说”。“直”不是“有话直说”,而是“应该说的,要说得有效;不应该说的,暂时不必说”。凡是有害于“正直”的话,那又何必要说呢。如果什么话都说,叫做“口没遮拦”,这样的人谁都害怕跟他打交道,他无论到哪里恐怕都不会受欢迎。

 管理案例中的哲学智慧 管理中的包装哲学

  因此,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明白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功夫,顺着中国人的道理而调节自己的言行,不论别人如何包装,都将无所遁形,自己也将达到无忧无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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