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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各理论流派和利益攸关方，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如果不能准确领会党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真实意图，不能找到实现各方目标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各种争执还会无意义地重复下去。而对庞大的国有资产来说，很可能面临一场没有规则的“屠戮”！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既定方向，一直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漫长进程。它不是什么新提法，连严谨的法律概念都不是。其实，它就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普遍运用的股份制经济形式。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股份制经济所必须依存的外部条件，即完善的法制约束和商业文化，因而一方面为混合而混合，混合起来也没有底线，大量优质国有资产被私人资本低成本获取，导致民怨民愤；另一方面，没占到便宜的私人资本感觉自己吃了亏，埋怨国有资本“一股独大”。
所谓“各方目标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制约束与商业文化。只要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只要我们所处的是现代化大生产时代，就必须按照这个“公约数”规范各方的权利。
在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即使依然存在相对的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国有大股东也必须接受公司治理机制的约束，同时也必须接受来自法律的、社会的、行业的约束，而无法肆意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即使国有资本不控股，国有股东也无需担心私人股东通过内部操控以损公肥私。
“控股情结”实际上是法制不健全、商业文化不成熟而引申出的一种自保情绪。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认为必须自己控股才放心，才愿意与别人混合，那什么混合所有制经济都不用发展了，连上市公司都可以关门大吉了。
有一些学者给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由是：可以发挥各类所有制的优势，比如私人资本的灵活机制。这又是一种对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亵渎。我们所知道所谓私人资本的灵活机制，只能是在其小规模经营时期，或者实行家族化管理阶段。一旦企业做大以后，这种所谓的“灵活”其实是很要命的。俗话说，“小公司赚钱靠腿勤，中公司赚钱靠运气，大公司赚钱靠管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一家大型的股份制企业里面，必须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来约束股东、董事、管理层的经营和决策行为，私人资本创业初期的所谓“灵活”机制，根本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规范。我们的理论家总是想当然地做这样的理论沙盘推演。如果以此为理由要加快推进国企国资的混合所有制进度，让这样的所谓“灵活机制”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那还是缓一步再说吧！
当前，我们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谁股份多、谁股份少、发挥谁的优势，和谁混合谁的问题，而是加快、加快、再加快法制建设！人大立法部门、司法执法部门、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管理部门，他们最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对照三中全会的目标要求，参照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验和规则，对照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尽快构建并完善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保障体系。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构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我们已经有很多“法”可“依”了。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更进一步检讨实践效果的不足。就拿真功夫餐饮连锁集团的这起简单而又再简单的股权纠纷案来检视——2009年7月，股东潘宇海状告对等大股东蔡达标不履行股东知情权；2010年2月，法院判决要求真功夫配合股东进行审计；2010年8月，潘宇海两次报警；2011年3月，蔡达标被警方带走，临时委派董事长；2011年5月，潘宇海代行董事长职权；2012年8月，第一次庭审；2013年12月，一审判决——假如我是潘宇海或蔡达标，我恐怕此生也不再愿意搞什么混合所有制了，还是单干最省心省事。因为，这样的对私有产权的司法保障力度，永远没有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