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末的最后一天，证监会出乎意料地加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新发意见》），并向市场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解释。结果如何？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这个《新发意见》以及相关解释，最重要的内容，是有关注册制的具体操作规程，以及新股重启的时间表。最有价值的改进，是“服务态度”的改进，很明显，现在的市场管理层，对于本次《新发意见》很是“纠结”，给人“心里没底”、“忐忑不安”的感觉；而最大的不足，就是仍然更在乎融资方的利益，其中包括券商的利益。 总的判断，《新发意见》的内容还是比较温和的，其中多数符合市场预期。此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指明了“注册制”，对于未来的股票市场（只限于现货），注册制根本就是不能回避的改革。 实际上，要推进市场化，有关部门就不能太“恋权”。 中国股市，本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按理说，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本不应再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但事实上，20多年来股市的发展，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行政体制的制约与干预（行政体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股市，“拿投资者当傻子”，管理股市，用得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办法与手段，比如，对于IPO采取各种部门条例，进行制约，怪事层出不穷。 以IPO而论，很多老资格的投资者都知道，除去早年的“认购证”（相当于市场建立初期的股票“认购期权体制”，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在历史上主要有三个大的政策段。 其中，大约有9年左右的时间，证监会采取的是“审批制”，配套的手段，就是限制融资的额度。
每年IPO的总量，由证监会事先发布计划，例如，1995年度的额度，是55亿元；1996年150亿元；1997年300亿元，等等。当时的市场规模不大，这个额度，所对应的资产规模（理论净值），相当惊人（比如在北上广，当年只须几万元，就能征一亩地）。 由于钱非常“值钱”，所以，谁能拿到这个上市额度（业界称为“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做法是，只要确定了发行额度，证监会就把相关额度平均地分配给各省、各部委，而最终哪些企业能够IPO，主要是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部委）们点了头，指标才能算。明着说，早年的审核制，本质就是一个“指标”的问题，先有指标，然后才有IPO。 指标制的弊病太多，股市熊长牛短，监管者不胜其烦；由此倒逼，股市进行过改革；时间是自2001年起，有关方面，改行“（券商）通道制”+“核准制”，一直至今，大约12年，再无大的改进。 “通道+核准”，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将券商与专业发审机构，真正地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这是股市“市场化改革”相当重要的一步，对于指标制，则是进了一大步。 但就具体的操作细节而言，市场很快就发现，改革后的“通道+核准”与改革前的“指标制（审批制）”的区别根本不大，或者说没有大家以为的那样大；就实质关系而言，二者“同出一辙”。于是市场重回“打新不败”的旧路，A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十三年的股市，指数涨幅为零。 显然，相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而言，现阶段的资本市场，本不应当继续赋于管理层面以过多的支配权利。 股票现货的IPO，最终的发展方向，本来就应当是“注册制”，这就需要明确一点，你用非市场的方法，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且，交易体制层面的问题，你也必须交给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规则，最好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之内，自然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注册制就是一块“试金石”，现在的问题就简化成为一点，行政力量是否能够真正地让位于市场。换个说法，注册制是真改还是假改？非常重要，特别重要，无比重要。 我个人的观点，只要是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指数就一定能够扛住年前的这一波短线震荡，虽然这一波杀跌，恐怕非常难熬。一轮大级别的多头行情（甚至逼空、杀空的行情），就一定能够以改革的名义，横空出世，毅然“走起”！ 就发行成本而言，注册制有利于大大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成本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 特别是在股市，万法归一，任何理论，其实都要经受成本的考核。就注册制而言，也同样适用，“甘蔗没有两头甜”，其成本必须有人承担，注册制顺应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就算有关方面的“手”再长，想借“新瓶重装旧酒”，怕也难逃指数牛熊的这一杆“金秤”的“评估”。注册制真正实行之后，市场是走牛，还是走熊，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