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曾是家庭结构最完备最发达的地方，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式大家庭就一直在解体之中，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才找到取代家庭的社会基本结构——公司。至此，从家庭味道很浓的万元户，到乡村味道很浓的乡镇企业，再到初级公司化的民营企业，加上国有企业大量转制成公司，中国一直在公司化的道路上飞奔。 有人形容，中国在21世纪是一条巨龙，龙头已经与信息产业和国际化公司体制接轨，龙身在工业化的工厂里翻滚，龙尾则仍旧在以家庭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泥潭里挣扎，可谓独到而精辟。
1为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求解 2002年，中国湖北省监利县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信，反应农村实际情况。说到“三农”问题时，他总结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 李昌平说的“三农”问题，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说，他所管的乡有4万人，其中劳动力18万人。2002年外出25万人，其中劳动力15万人。结果是人们大量外出打工，全乡弃田弃水面积达35万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为何如此?因为农民每种一亩地，还要亏损上百元。他说1995年，还有约85%的村有积累，现在85%的村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1990年他所在的乡干部不过120人，但2002年超过300人，干部如蝗虫一样多。 1978年单干和联产承包，1985年粮食不再增产，2002年出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那么1978年中国开始的农村改革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www.aihuau.com|20 事实上，1978年的农村改革，本质是让农村走上公司化道路。凡是公司化成功的地方，就发展了。而没有公司化的地方，就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国安微省小岗村最早搞单干，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公司化道路，直到2005年小岗村仍然不是中国的百强村。有些村仍然搞集体，但公司化了，则进入了中国百强村行列，如河北省任丘市张施村，根本没有搞单干和联产承包改革，但村办企业搞起来了，公司化了，也就没有“三农”问题。 这里，我们将“三农”问题突出的湖北省监利县，和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的广东省东莞市(过去是东莞县)做一个对比，就一目了然。 1978年，湖北省监利县要比广东省东莞市富裕。监利县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全县总面积35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735万亩，1978年人口约60万，是有名的江汉平原粮仓。东莞市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全县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海洋面积150平方公里，海陆总面积2615平方公里，比监利小。1978年人口约40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可以说，1978年，监利县和东莞市的差距不大，而且监利的经济实力比东莞强。 2002年，两地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2年监利县总人口约160万，工商企业总数约15万，从业人员约15万，工农业总产值约100亿元。企业规模小，公司管理水平低，公司人口占总人口约10%，工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 2002年东莞市户籍人口约160万，外来工作人口500万，工商企业总数2156万户，从业人员约600万，工农业总产值670亿元，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48∶552∶40，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60%，第三产业已相当发达。东莞市有14万家外资公司，其中世界100强工业公司12家，500强公司33家，跨国公司124家，公司管理水平高，公司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约6倍。所以东莞农民不苦，而且很富裕。 东莞和监利的差别在哪里?本质的差别是，东莞以工业化为契机，实现了社会的公司化。而监利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农业家庭化，工业工厂化，商业个体化。事实证明，农工商公司化程度高了，则“三农”问题就解决了。然而，很多农村专家没有看到这个本质，开出的药方也不对。 2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公司化 中国改革开放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然后扩展到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和城市，并进而发展起民营公司，引进跨国公司，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