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树发无疑是幸运的。20多年前，他离开河南老家时只是一个木匠，读过一年初中。如今的他最多时在北京拥有3套房产以及1家小型的装修公司。但他终究不是北京人：没有北京户口，他的女儿不能参加北京高考。 去年下半年，有关放开异地高考的请愿活动曾掀起高潮，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大讨论。 北京：最后的堡垒 去年底，北京市教委发布公告，表示暂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未来三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此时陈树发的女儿正读初三。 不过，由于北京一纸“仅允许异地高职”的规定，陈树发卖了一处房产，筹得近300万，决定送女儿去澳大利亚读高中、大学，“以移民为目的”。只是，多数农民工不是“土豪”，他们的期望仍然在于政策。 去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各地于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此后，全国多地推出新政。 “目前，全国很多省市都制定了方案，异地高考的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限制比较多，非常糟糕。”10月2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效仿上海?
北京市教委去年底曾经承诺，北京市随迁子女升学办法将与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制度相挂钩，并争取在2013年出台。 2013年只剩下不足两月，但至今未有部门对于上述升学办法作出任何表述。 不过此前，今年4月，北京市常委曾确定本年度重点推进的26项改革任务，其中一项即是年内启动实施居住证制度。 在“上海版居住证管理办法”中，申请对象为在上海市工作、居住、并参加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的境内来沪人员。而积分体系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及一票否决指标组成，标准分值为120分。 然而，在这套制度的模拟打分系统中，多套房产以及规模不大的建筑公司并不能为陈树发加分多少，41岁、初中学历、未缴过社保的他得分不足50，与异地高考的“门槛”120分相距甚远。 “我并不太认同居住证积分制。这种制度会将一些原本符合四部委所列条件的学生排除在外，换言之，这无异于允许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参加高考，否定了家境不佳的孩子，而对于孩子来说，他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应取决于家境，甚至正因为家境不好，他们才更需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张千帆说。 改革进入深水区 严格来说，2013年是异地高考元年。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今年，全国共有近20个省份不同程度地放开了异地高考。但10个省份披露的数据显示，仅约4500名考生参加异地高考。而在高考强省江苏，45.1万人参加考试，异地高考者仅347名。 “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北上广，其中又以北京和上海最为激烈。如果其他省市逐步放开而这两个城市没有动作，意义其实不大。”陈树发说。 全国政协委员、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此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异地高考的问题应当由中央政府制定方案与政策，而不能把皮球踢给地方政府。 葛剑雄认为，应当停止部属院校配套经费配套共建的模式，将这些名额在全国放开，而地方院校则由国务院协调，必要时在资金调拨、资源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调节。 但是，今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却明确表示，关于异地高考的问题，教育部作为职能部门，尊重各地制定的实施办法，不会由中央统筹安排。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以及中央政府不干预的态度。”张千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愿干预北京与上海的政策，无意接手这两个烫手山芋，但是，如果把异地高考的问题交给地方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是必然的结果。” “教育改革已经试验多年，不能永远局限于地方试验与地方改革，目前已经到了中央统一安排、统筹规划的时候。”胡星斗说。 然而，中央应当如何统筹规划，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可以推行各个学科的全国标准化考试、多次考试以及统一录取，那么，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张千帆说。 但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鉴于各地教育资源的差异，统一考试并不可取，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要从改革录取制度入手。凡是依靠国家财政建立的大学都应当根据各省应届高中生的数量确定招生名额，而那些同时享受地方政府补贴的大学，对于当地学生的招生倾斜应当控制在较小的限度里。 而在陈树发看来，这些改革的“远水”终究解不了他的“近渴”，留学、移民成了他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