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商会副会长 “第一商会”落幕记



     1929年4月24日,苏州河畔天后宫院子内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突然涌入一帮流氓打手,他们举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砸开紧闭的大门,不仅把里面的财产及文书档案洗劫一空,还见人就打,四位总商会雇员受伤进了医院。

  当时,报纸称此次事件为“沪总商会风潮”。乍看之下,它更像上海商界的一次内讧,因为打砸抢行动的鼓动者,正是在总商会内办公的两个商业团体——救国会和商民协会。

  情况当然没那么简单。事后回顾,这只是为一个精心布置的“局”热热身而已。

  无间之道

 ——记商会副会长 “第一商会”落幕记
  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到底是何方神圣,胆敢公然叫板声望卓著且贵为南京国民政府“铁杆盟友”的上海总商会?

  原来,这两家都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御用组织”。救国会前身为抵制日货运动协会,商民协会则成立于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名义上是中小商人团体。它们与国民党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自然比只是“金主”的大商人大资本家们更亲一层。

  1927年4月26日,即“四一二清党”后不久,国民党曾一度强行接收上海总商会,这是官方力量试图直接控制该会的开始。那时候,会长傅筱庵先是与骨干会董冯少山、虞洽卿闹不和(二人自立门户,发起沪商正谊社及上海商业联合会,跟“傅记”总商会对抗),后又因押宝北洋军阀孙传芳,遭到新政权通缉而逃亡。总商会群龙无首,只有束手就缚。

  但不过十天之后,冯少山重新出山,牵头成立总商会临时委员会,与穆藕初(有名的棉纺织实业家)、林康侯(时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等组成“七常委”,竭力恢复总商会原有的独立地位。

  随着南京政权逐渐稳住局势,强攻未果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改变策略,指派救国会和商民协会“鸠占鹊巢”,进驻上海总商会,等于在根脉深厚的总商会大本营里,打下了两根尖利的楔子。

  这两个背景够硬的“小伙伴”,不断借机生事,总商会上下不胜其烦,只好暂时迁往其他地方办公。到了1929年三四月间,官方与总商会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境地。3月23日,上海各商业团体在总商会议事厅集会,决定反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刚刚提出的“取消商会”动议案。此后,嫡系的“两会”就充当打手前来捣乱,争夺议事厅,最终上演了本文开头那一幕闹剧。

  风潮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当即向南京当局提出抗议,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及华商纱厂协会等,也纷纷通电声援总商会。市面上甚至传言,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行动,总商会属下的商人和银行家将发动罢市。

  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严格控制了舆论。它禁止报刊登载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及对事件真相的说明,而党报《中央日报》则连篇累牍发表救国会和商民协会的谴责文章,总商会成了他们眼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主持会务的冯少山、林康侯也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

  1929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脆下达一纸“红头文件”,命令上海所有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待特派大员——中央执委兼中宣部长叶楚伧前来调查后,再行定夺。

  此时,离上海商界公开出钱出力,力挺初来乍到的蒋氏政权,刚刚过去两年有余。主客形势,突然逆转。

  存废之争

  以江浙财团为主力的上海总商会的资本家们,与北伐节节胜利的国民党政权,曾经有过短暂的蜜月期。

  他们之所以抛弃一直奉为“正朔”而显然大势已去的北洋政府,又决心反对视有钱人为仇敌的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翼),皆因反复权衡之下,觉得蒋中正领导的一帮人马,看上去更能确保自己安心做生意赚钱(详见本报2013年9月2日、10月28日D8版《宁汉分合看“献金”》、《金融自保“南北合”》两文)。

  早就视“参政、议政”为当然权利的总商会同仁们,情急之下,似乎已无暇细想,他们的“政治对手”,不再是日薄西山的清廷,或走马灯般换人的北洋政府。这个积极取法苏俄,又拥有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铁腕军事领袖的国民党新政权,必要的时候,是绝不会跟敢于挑战权威的反对者客气的。

  早在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即转发国民党中央商人部一则措辞严厉的通告,宣称:“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党棍”色彩甚浓的商民协会随即大造舆论,猛扣帽子,攻击上海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

  一周之后,以冯少山为首的上海总商会,对此通告作出专函回复,力举清末革命以来,资本家及商会中人的种种“革命行动”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逐条反驳国民党的指责。稍后又通电各地商会,提议年底前在上海召开各省商会联合会大会,讨论“商会存废”问题。

  12月中旬,各省总商会代表100余人如期齐聚上海开会。刚当了新郎的蒋中正心情大好,给足“金主们”面子,率心腹戴季陶、工商部长孔祥熙、财政部次长张寿镛等一批国民党要员出席。

  岂料主持大会的冯少山不给蒋公面子,在致开幕词时,当场暗讽国民党扶植商民协会跟总商会作对,不过是“共产党人分化商人之策略”。又直指那些批评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的言论,“不明商业之于政治息息相关,又不明商人望治心殷之心情”。

  轮到蒋中正上台发表“重要讲话”,他也强调“商业不能脱离政治”,但话里有话,真正的意思却是要求商会放弃自主,接受“党和政府的指导”,不能越轨。

  如此南辕北辙的政商“对话”,当然很难有双方满意的结果。反而是“触怒龙颜”的冯少山及其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很快就要尝到国家机器强力报复的滋味了。

  党国之威

  一腔热情的上海总商会,不仅在此次大会上提出“分管捐税、分掌财政”的激进改革议案,还在最后宣言中声称,当前各种经济乱象、劳资纠纷,皆因“各种法规亦出于政府之独断”“希望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

  8个月后,上海总商会果然又一次“积极参预政治”,集体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五中全会请愿。除处处出头的冯少山外,连蒋中正的老朋友虞洽卿也按捺不住亲自挂帅了,闹得会场内“初登大宝”的蒋主席(获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相当尴尬(详见本报2013年10月21日D8版《沪商“上访”惹祸端》)。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善于揣摩党国最高领袖心意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信守一年多前的“承诺”,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取消商会”议案。

  这一下子,商会存废之争,从官、商之间互不相让的舆论口水战,升级为全党全国必须严肃讨论的大问题。得到市党部授意的上海商民协会,也及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会场之外,高呼“解散商会”。

  接下来,就是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内外那一出出“全武行”了。国民党中央借此机会,直接委派大员介入。受命前来调查的,不是与总商会关系密切的“上级主管单位”工商部或财政部(分别由商人出身的孔祥熙、宋子文执掌),而是素称强硬的国民党资深文人叶楚伧(国共合作早期,他因与毛主席严重不和而对其排挤),结果可想而知。

  冯少山首当其冲,以“涉嫌通共”遭到通缉,被迫逃亡。1929年5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指定商整会”成员34人,以虞洽卿等新的“七常委”担纲,由蒋中正“文胆”陈布雷出任秘书。陈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此时正在上海任一份官媒的总主笔。他之空降“商整会”,意味着后者完全处在“党中央”及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以“服从当地党政机构指示和管辖”为原则,经过一番“整理”,上海原有261个商人团体,只留下170个。重中之重的上海总商会,则于整整一年之后,即1930年6月21日,以“上海市商会”名义重现江湖。但谁都清楚,此商会已不同彼商会了。

  当时,左翼阵营对“万恶的资本家”失宠不免视为活该,商会中人亦不得不噤声,倒是一些身处上海的西方人的评论,颇为耐人寻味。

  1929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刚刚出手“修理”商会时,秉承自由主义宗旨的上海英文媒体《密勒氏评论报》(后来以率先发表斯诺《西行漫记》著称)即刊文分析:“虽然商会还能继续发挥一些纯经济性的作用,但是作为合法的机构来说,它却被排除在政府的门外了……在讨论公共事务中,这个组织的名字越来越少见了。”

  到了1931年,另一位名叫费唐的西方法官的评论,更加直截了当:

  “这个行动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说明,上海市党部所要求和行使的绝对权威,就是把一切当地组织的建立控制在自己手中,将那些它不批准的组织镇压下去而换上自己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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