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兵:商学院是颠覆者而不是传道者



    身穿绿色T恤,外面套一件淡黄色的夹克, 项兵这样的打扮显然与大多位于长安街上东方广场里的跨国企业家的气质有所不同。然而当你在同样位于东方广场内的长江商学院里,看到他不容置疑、气势如虹的“项氏”表达习惯时,你又会毫不犹豫地觉得,这就是项兵。

    如果说因为有项兵才有了长江商学院,可能过于武断,但确实不少人先知道项兵,后才知道长江商学院。而且对于长江商学院这所民营的、在观望和怀疑中成长起来的学院来说,项兵给了所有人信心。一位一流商学院的行政人员说,项兵的气势和判断,推翻了外界对长江的一切质疑。他敢于表达,而且不会出错,这是其他院长难以做到的。

    没有基本面的学院只能作秀每年《金融时报》MBA和EMBA项目排行榜开榜的日子,是中国商学院的狂欢节。像期待期末考试的成绩一样,媒体等待那个日子和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复旦管理学院和香港科大、香港中文一起庆祝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国际上又一次得到了首肯。

    不仅是排名,AACSB和EQUIS认证,以及各种媒体的排名、承认,都会成为学院的宣传点。然而长江商学院自成立以来,没有参加任何排名和认证。项兵说:“一个学校最核心的,是拥有一群自己的世界级教授。这是一个基本面,有了这个基本面才能谈其他。没有这个基本面,排名、认证都是作秀。一定要过拥有世界级教授这一关,否则永远超越不了作秀这个阶段。先把这一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其他。否则我们永远在低级阶段重复,超越不了同质化竞争。”

    国内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有工商管理教育,但整个商学院体系都是从美国引进。虽然最近一直强调“国际化”,但那都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从1980年到现在,看问题总是从下往上看。考虑的问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是折中,争论的层面在于应用。项兵说:“思维方式是个很大的局限,应用的话很难超越。”

    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现在已经失去了当时的发展环境,中国的商学院也没有美国商学院的强大资本、企业家支持和成熟的市场环境,这使得毕业生难以施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学院这个模仿者还有什么机会成长?

    项兵说,我必须考虑世界顶级商学院有什么是企业非常需要的,只有它们有解决不了的,这样才会有我的机会。所以说我是从月球看地球。

    商学院不是培训机构今年,黄明辞掉在斯坦福的教职,推掉了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加盟长江商学院;王一江辞掉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孙宝红辞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陈宇新辞掉纽约大学……这些很让项兵骄傲,按照他的原话就是:“不要说像长江这样三十几位来自顶级商学院的教授,其他学院聘请两个看看?我在亚洲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能从斯坦福的教授里聘请教授,我能从沃顿、纽约大学、哥伦比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聘请教授。不要说柬埔寨来的就是国际化,世界级就是世界级。世界级的教授,就是世界现有TOP10商学院教授队伍之中。我的竞争对手是哥伦比亚,是斯坦福,我选教授就是这么几个学院。”

    项兵表示,长江商学院不靠哈佛、斯坦福模式,把西方的东西传过来,盖棺论定是二流的。“我们长江商学院集中了这么多世界级的管理学教授,我们是以研究为主导的,不是教学工厂,不是培训机构,不是请老师教了4天就走,全部是传声筒似的。这是个本质的不同,尤其和中欧国际的前期有本质的不同。我是靠思想、靠视野来引领的,不是传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然而对于目标定在世界十强的长江商学院来说,机会在哪里?

    对此,项兵总结了3条,美国顶级商学院的弱点在于:懂美国,不太懂亚洲;比较懂发达市场,不太懂新兴市场;比较懂现代企业,不太懂国企和民企;不太懂国企和民企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进行竞争和合作。

    而对于例如IBM这样的成熟跨国企业来说,未来10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整合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以全球应对全球。而中国、印度这两个新生力量,如何颠覆全球?这两大力量的交叉,将影响世界10年甚至更长。这是经济发展给商学院带来的新课题和新机会。

    教授治校是成功的基石长江商学院有超越一般学院的师资力量,当然也一定不会少了特殊的教授待遇。项兵说:“长江商学院是唯一一个由国内教授治校的学院。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吸引不到世界级教授。”

    项兵认为,选择教授治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优秀的教授,有太多的选择。像长江商学院的黄明教授,他是从斯坦福挖过来的,后又被康奈尔挖走,而今年7月份又将回到长江商学院。没有教授治校这一优势,项兵认为吸引不到这些教授加盟。

    此外,项兵表示,中国是个讲关系的社会,很多人都可以把教授塞进来,这个学校的成功之日就是死亡的开始。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项兵没有招聘教授的权力。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招聘流程非常复杂,先是内部激烈讨论后的投票,获得2/3以上票数;然后是外部十个同行业全球顶级十位学者的评估。

    然而制度上的优势并不足以吸引一位世界级的教授,项兵表示,还需要有成为世界十强的目标和希望。最了解商学院的不是评估排名机构,不是传媒,也不是学生,而是教授。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只有让他们看到学院有成为十强的希望,才能让他从十强的学院辞职出来加入自己。

    斯坦福、哈佛、芝加哥、MIT都属于在成功商人捐助下的伟大教育机构。像斯坦福有32亿美金的学院基金,每年回报20%.这样即使不收学费,斯坦福也有6亿美金的基础。项兵表示,“这是个命门性的问题,学院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而与此相对应的,项兵也认为,“没有全球最贵的学费不可能成就一个全球最好的商学院,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对于长江设定学费最多两年进入全球前10名,三年进入前5名的原因,项兵解释说,如果哈佛、斯坦福都要10块钱,你要1块钱,你凭什么竞争世界级的教授资源?你拿到的可能就是二流三流的,或是不入流的。贵是好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你要这么高的学费,提供不了这么好的价值,你招得到学生吗?所以需要有师资力量这个基本面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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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学院众生相

    鲁 子

    通常人们判断一所商学院的水平,一个简单的方式是看其学生的水平,并相信已经进入商学院MBA项目的职业经理人或者EMBA项目的企业高管对其做出的调查和选择。如果那所商学院的学生水平比较高,其项目质量也不会很差。因此招收到更高端的学生,也是商学院一直在积极做的大事。强大的校友群体,是商学院的吸引力之一。

    但从本质上来看,衡量一所商学院的另外一条重要标准,是其常驻教授队伍的水平。毕竟人们到一所商学院是希望学到企业管理的知识,而教育部硕士学位和企业家人脉圈子只不过是个附加值。商学院有怎样的师资队伍和这所学院怎样发展其教授队伍,决定了一所学院的发展模式。

    张维迎曾说过:“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舞台是我们的,但自己的人都是跑龙套的,剩下的花旦、主角、名角都是别人的。”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学院能否招到合适的学生的压力下,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

    目前国内商学院已有四种发展模式。首先是主权模式。学院依靠国内师资,发国内学位,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大多商学院甚至企业的发展模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项目主任梁能从国际化的角度上,把这种模式也叫做“顾问模式”。其含义就是:国际师资对本校教学起顾问作用,主要靠对本校原有教师队伍的再培训,来提高学院的工商管理教育水平。

    北大光华、清华经管、人大商学院等国内老牌高校,大多是走的这条路。在国际化的问题上,它们送学院教授出国培训,鼓励教授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与国外学院交换学生,邀请国外教授来学院演讲,或者把海外留学的经济管理类博士拉到学院任教,都是在不丧失本土教授领导权的情况下对国际化做出的积极响应。但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把现有的中国商学院的师资训练成国际一流的师资,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企业等不及。大学二级学院的改革措施往往受到综合大学体制的制约。

    其次是合资模式。与国外著名商学院合作项目,依靠双方的师资, 颁发双方认可的学位,双方共同设计课程,共同管理教学,分享招生的权力和义务。 类似于企业的合资模式。

    像一切合资项目一样,如果双方资源互补,目标一致,这一模式可以取得合作双方单方面都无法取得的成绩。但外资方一般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自身品牌的摊薄。事先的合作协议永远是不完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要想保持合作双方能够目标始终一致,需要很高的合作技巧。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北大国际商学院、凯洛格/香港科大商学院采用了这种模式,在国际排名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不少学院也在本土主权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引入了合作项目,也是看到了杂取百家的快速效益。

    其三是外资模式。采取拿来主义,把国外学校从师资到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全都拿过来,马上跟国际接轨。短期内解决中国办学资源不足问题,以较快的速度为中国企业提供国际水平的工商管理教育。这其中也包括马里兰大学斯密斯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等国外学院直接在大陆设项目招生。

    这种模式的缺点是不能把中国问题的研究放在第一位,对中国市场和中国特色的企业环境现状研究很难深入。

 项兵:商学院是颠覆者而不是传道者

    最后一种是创业模式。依靠大资本,争取政府支持,建立自己的国际师资队伍,不依靠现成的国内名校的传统声誉。大陆发展最好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是符合创业模式的成功典型。虽然有是培训不是教育的批评,但其发展速度却是最快的,师资和校友会的实力其他学院很难比肩。

    这两所学院从学历得不到承认到教育部授予学员正式硕士学位,从没有品牌到现在各种行业论坛的主持者,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们就证明了其模式的成功。当然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国经济的上升浪潮和政府开放的策略,但能不能出现第三家“中美商学院”、“黄河商学院”,用中欧副院长张维炯的话说,“我表示怀疑”。[next]

    一问一答

    《华夏时报》:你之前讲过不主张打造中国品牌,而中国品牌似乎是中国制造之后,中国精英层很高的呼声,似乎是大势所趋,您观点的理由在哪里?

    项兵:我们讲中国境界。如果丰田汽车进入中国为日本创造民族品牌,无异于是找死。都什么年代了还民族品牌、自主创新这套东西,如果你太“中国”了,就很难成就全球。

    民族品牌是狭隘的观点,井底之蛙,整个世界都会反对你的。你的所有的邻居都认为你是个威胁。全球视野之下,你要服务全球,当然也要服务我们中国人。 2002年我就写文章建议中国入股德国大众,成为德国大众股东之一。把大众看成我们的品牌。为什么一定要创造海尔品牌才叫我们中国的?太狭隘了。试想丰田进入中国要为日本人创造品牌,这能成功吗?还有,为什么三星要花大价钱说“中国的三星”呢?这不在一个境界之上。

    人物介绍

    项兵,1983年以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毕业于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并于次年公派负笈加拿大阿尔伯他大学攻读MBA,并在该校获会计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曾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一批核心教授之一。1999年7月项兵加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创办了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以及高级经理短期培训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2001年年底。

    2002年11月,项兵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创办长江商学院,并担任院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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