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学生领袖,傅大炮,学霸

  1987年,王汎森初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的老师余英时刚从耶鲁大学受聘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讲座教授。师生见面时,余英时就建议王汎森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认为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汎森担心这些档案资料太过零碎,余英时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于是王汎森放弃了原来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他将傅斯年的思想世界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研究,终于写成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

  王汎森指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可惜后世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不多,王汎森利用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深入地研究了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可谓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著作。有意思的是,当年傅斯年创办了史语所,多年后,王汎森也担任了史语所所长。

  在1995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王汎森特别介绍了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信件。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一文的开头,王汎森指出: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890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

  傅斯年除了在学术界一展“霸才”,也在政坛发出震耳欲聋的狮子吼,为后世留下“国士无双”的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傅斯年何以如此大胆地抨击政治人物?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对蒋介石有许多批评,譬如1947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阻止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说,你不要看他‘表面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绝不相同;另外在一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劝蔡千万不要任国府委员。信中引用杨杏佛所录于右任的话:‘蒋最善于毁人。’这句话语意甚为复杂,不能仅从字面论,但毕竟是个贬辞。蒋介石对傅斯年既爱又恨,据说蒋介石的日记里曾经出现极愤怒的‘傅×’这两个字,有人在猜:是不是在讲傅斯年?可是蒋介石在很多地方表示对傅斯年优礼有加。傅斯年写过很多非常冲的信给蒋,那些信都还在,傅斯年有个技巧:他的信总会先在开头先褒扬蒋介石几句,接着才说出批评他的话。当傅斯年为美金公债舞弊案攻击孔祥熙非常厉害时,蒋有一次问他:你信不信任我?傅斯年说:我当然信任你。蒋说:你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说那是两回事。蒋对傅斯年有一定的尊敬,可能是跟傅斯年坚持民族主义有一点关系。傅斯年在‘抗战’以后坚持要处罚汉奸学者,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那么,蒋为了表示支持,两个人一起在北平文天祥祠合照了一张相。蒋花很多时间去拉拢名学者。许多人的回忆录都说明这一点,最近我看到一些侍从室接见客人的记录表,可以知道蒋花许多时间在与名学者们谈话。傅斯年在‘五四’时名满天下,蒋那时还没有出头。事实上,蒋当时非常注意北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北京的勤工俭学在发展的时候,蒋还曾经寄钱去捐助过,这表示蒋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新运动很注意,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傅斯年。像胡适、傅斯年,现在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象征资本’的人,在当时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随便轻视的。所以,蒋一直要拉胡适、傅斯年出来做官,傅斯年在一封信说过:我们如果出来做官,我们就连为政府讲话的立场都没有了。在台湾流行一张照片就是蒋介石跟麦克阿瑟、傅斯年坐着,傅斯年的神情非常悠哉,并没有把蒋当作一个大人物。”

  世间已无傅斯年。历史风云变幻,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一路走来,中国知识人从社会中心的地位渐渐变得边缘化。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傅斯年在北大读预科时,表现杰出,毕业时所有人文学科都是第一名。虽然他不是唯一的天才学生,但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这有助于他日后成为学生领袖。

  在北大国文系,傅斯年读大学一年级期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元培当校长九天后,就任命热衷于文学和道德改革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而1917年胡适归来,更为北大带来一股新风。傅斯年在胡适和陈独秀到北大之前就接触了西方书籍,在新旧思潮激荡下,转向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傅斯年主编的第一期《新潮》杂志出版,希望向国内介绍西方思潮,目的是将年轻人的思想从僵硬顽固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新潮》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主席的注意。毛后来说:“我的职位太低了,人们都躲着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名字,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并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来读的人之中,我认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著名的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及其他人,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我竭力想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话。”(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1919年5月4日早晨,傅斯年带领约三千学生的队伍,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准备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信。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走上街头的学生手无寸铁,却极大地改变了北京的政局。5月5日,傅斯年与国民社的领袖许德珩发生争论。傅斯年在挨过一个耳光后,拒绝继续参加任何进一步的活动。

  作为未出校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居然挑起了与北大教师梁漱溟和马叙伦间的两次论争,并宣称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长辈敌手发起挑战,或者说“骑在老虎背上”。傅斯年声称:“文人一旦做到手,‘人’可就掉了。”他将整个新文化运动事业看做一种接近“人性”的努力。

  那个时代的人物内心多充满冲突,傅斯年常用“一团矛盾”一词。据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所记,傅斯年告诉他:“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完全同意,在日记中说:“孟真此论甚中肯。”

  1919年冬,傅斯年离开中国,前往伦敦留学,决心全面地学习“西方学问”。傅斯年在伦敦大学用了三年时间,打算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但最终没有得到学位。1923年6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去柏林。1923年至1924年间,德国高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学生留在德国,因为汇率对中国货币有利,当时约有一千名中国学生居住在柏林。在柏林大学,受陈寅恪的影响,傅斯年逐渐向柏林大学的一群东方学者靠拢。

  1924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在七年的游学生涯之后,傅斯年逐渐回归到最熟悉的领域之中。

  上穷碧落下黄泉

 傅斯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一得知北伐成功,傅斯年便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这时,他31岁。傅斯年回国是怀着建立一个新学术界的雄心。在欧洲逗留七年后,他沮丧地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方新中心在巴黎和柏林。据说,1925年傅斯年在外国留学时,刻了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后来一次酒醉后,他终于说出了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

  傅斯年建立“学霸”地位的壮举是促成了史语所的成立。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傅斯年和一批五四学生成功建立了十三个研究所。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逐渐成为十三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史语所汇聚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史学大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在史语所,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主张给予田野工作同样的注意。他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从屈维廉(G.M.Trevelyan)的名言改编而来:“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你必须上达天堂、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

  傅斯年采用铁腕手段来管理史语所,坚决地将他的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者,只对李济、陈寅恪、赵元任和其他一些早期创立者采取宽容方式。当时他的绰号是“胖猫”,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只“胖猫”在史语所出现,“老鼠们”就会勤奋工作。在傅斯年短暂的一生中,他被同时代人戏称为“学霸”。他能够确保获得资金及开展史语所诸多项目所需要的各类帮助。他通过广泛的私人关系网,成为许多项目幕后的操作者和许多学者的赞助者。

  “傅大炮”

  抗战中,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对政府不端行为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因对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而著名,最终促使他们辞职。

  尽管孔祥熙的腐败广为人知,引起全国的讨论,但并未遭到反对,因为没有人敢对此做什么。唯一的例外是傅斯年,他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指出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傅斯年告诉胡适:“为了保护蒋先生的(声誉),我敢于起来反抗他(孔祥熙)。”私底下上书蒋介石无效,傅斯年决定公开攻击孔祥熙。

  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总决定向公众出售五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一亿美金。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几名下级官员,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页账本,表明孔祥熙及其党羽大肆贪污并参与了“侵吞”这笔美金。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提出一个议案。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的参谋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王世杰,两人都是傅斯年的好友,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中共的攻击。傅斯年并不为之所动。

  由于害怕孔祥熙的党羽会偷窃他的证据,傅斯年将它放在一个小皮箱里,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则当枕头。傅斯年的发言震惊全国。得知孔祥熙的腐败已经招致美国政府的愤怒后,蒋介石终于决定罢免孔祥熙。傅斯年自述:“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喝醉了,他游荡在重庆街头,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短暂的庆祝时期之后是复仇时期,傅斯年很快进入行动。他的政策是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北大。曾担任伪北大校长的周作人立即给他以前的学生傅斯年写信,恳求让往事成为往事,但无济于事。

  胜利后的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在1945年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推出了错误政策,而其小集团惊人腐败,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罪人。1947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行为忍无可忍,在“黄金危机”发生后,他立即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三篇文章引起轰动,虽然蒋介石将通货膨胀归罪于中共,十五天后,宋子文还是下台了。

  “傅大炮”成为一个现代谏臣。支持傅斯年的信件渐渐堆积成山,许多国民党员开始追随他的行动,一百个国民党核心党员被发动来呼吁惩罚宋氏集团。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也都呼吁消灭孔、宋集团。

  傅斯年的这些攻击言行使他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清流”代表,而做一个“清流”成员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职业从政者。傅斯年说,他之所以介入政治,仅因他不能忘生民之幸福。因此,他在学术之“门里门外跑去跑来”。但他坦承,自己唯一真正合适的工作就是做谏臣,而不是高官。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8年12月,当北京即将被中共军队占领时,傅斯年得到政府同意,派遣两架飞机营救北京那些想逃亡到南方去的杰出学者。然而,救援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对逃亡的邀请反应十分冷漠,当中只有少数人登上飞机。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接飞机时,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时,失望地哭了。

  得知南京也很快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身上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多亏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

  19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尽管傅斯年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在此后的台大任何一个民意调查中,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为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傅斯年大厅,每小时都敲响的傅钟,皆让台大学生铭记他们的校长傅斯年。

  当白色恐怖弥漫之时,傅斯年尽力维护学术尊严,抵制警察闯入台大校园。他的名言是:我所办的是大学,而“不兼办警察”事务。他抵制没有足够的证据就逮捕学生,并成功地使许多无辜的学生获得了自由。

  1949年,傅斯年写了一个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不意一语成谶。在台湾,心理的焦虑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曾说自己“突然从少年进入老年”。1950年12月20日,台湾省参议会绰号“郭大炮”的代表郭国基质询台大的行政管理,使傅斯年猝死于高血压。傅斯年曾是名震天下的“傅大炮”,最后却在另一具“大炮”的轰击下死去。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上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的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研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胡适提醒大家: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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