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3年夏天，宾夕法尼亚的斯沃斯莫学院进行了一场“巨人的较量”：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和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乔治·施蒂格勒，分别担任“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一辩题的正方和反方的主辩手。如果辩论是在1976年之后、2006年11月16日之前举行，很多拥趸或许更愿意让同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充当后者的辩手。顺便提一句，保罗·萨缪尔森、乔治·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先后于1970年、1976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仍是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期。10年后，“宴会已经结束”，人们引用英国工党理论家托尼·克罗斯兰的话说。
这缘于1973年的石油第一次涨价。然后，是1979年的第二次暴涨。这个时候，不仅是英国，恐怕所有主要西方国家都感觉到，他们的“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滞胀——不可能用凯恩斯学派的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药物来治疗”。
梅格纳德·德赛，工党最新的理论家，在他的《马克思的复仇》第十六章，如是描述油价暴涨带给凯恩斯主义的挑战。这一章的中文标题被翻译成“土崩瓦解”，我没有看到英文原版，但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章的英文原词可能是“collapse”。
这个词在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最新出版的《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被翻译成“崩溃”，中文书名则为《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斯蒂芬·李柏其实是一位证券分析师，而分析师的预测汗牛充栋，真伪莫辨。斯蒂芬·李柏暴得大名，是由于其在2004年出版的《石油效应》一书中，大胆地预测未来10年国际油价将达到每桶100美元。嗯，如你所知，他的预测被提前应验。而在《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斯蒂芬·李柏再次预测，未来10年，油价将可能突破每桶200美元，如果不是260美元的话。他的预测差一点就要提前于2008年或2009年应验了。
引用一下《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的数据：1970年时，油价每桶还不到1.5美元，1979年卖到了13美元，到1982年时，升至每桶近35美元。1999年再次探底10美元，2004年反身向上，然后，我们知道，油价最高于2008年7月11日触及147美元。
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不仅仅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凯恩斯盛宴的谢幕，更重要的是，“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等来自右翼政治队伍的激进领袖”登上前台，从而标志着一个“重新构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如果目前的油价暴涨也是一场石油危机，那么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的这场石油危机，又会导致全球怎样的经济和制度变革？
先拐一个小弯。
两轮石油危机的成因截然不同。此次油价暴涨(石油危机)的内生因素，众说纷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因素的解释。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劳斯(Daniel Gros)7月17日在为FT撰写的《“中国泡沫”催生创纪录油价》一文中，辟头就说：“原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能源专家认为，从基本面因素，也就是从新兴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来看，即便是目前的这种天价也是合理的。”他认为，“中国对目前油价的影响，不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需求高(中国现在的原油消费量不到世界总消费量的10%)，而是因为，人们预计中国未来需求将大幅上升，这助长了油价上涨的预期。”
同样的中国因素，也被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新着《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提及。如书名所示，贾雷德·戴蒙德这本书的关键词也是“collapse”，他主要讲的是由于环境资源的短缺和破坏所导致的文明崩溃。他说，如果中国人均消费率达到第一世界国家居民的水平，即使世界其他地区都保持不变，那么把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与人口总数相乘以后，工业金属领域全球生产或消费总量就会增加94%。也就是说，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之后，全球人类的资源利用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会倍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自动变成了全世界的问题。这当然包括能源在内。
但是，“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同样，如果让第一世界国家降低其社会的复杂性，回到19世纪时的生活状态，或者维持一种零增长状态，恐怕第一世界的人们也不会答应。
需求决定价格，包括预期的未来的需求在内。但我想说的是，即便未来需求中的中国因素不可忽视，但它对国际能源价格和环境资源的影响，也被国外的分析师和各类专家们明显放大了。
回到本文第八自然段的设问。斯蒂芬·李柏等认为，应对石油危机或者说能源短缺这个事关文明延续的问题，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决策者的选择。他引用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说：一个文明能否平安渡过危机的关键在于，它的领导者们是否及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高油价必定带来高通胀。斯蒂芬·李柏给出的选择题是：决策者或者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抑制经济增长，来对付通货膨胀；或者坐视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不管，而想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既解决通胀又刺激经济发展是做不到的。
这道选择题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具有多么现实的针对性。我们应该怎么办？从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们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如果非要让我来回答，个人观察，2008年下半年尤其是2009年，中国的政策取向将会以确保经济增长为优先选择。
但这只是一种近乎表象的、短期的选择。倘若上升到文明延续的层面，无论是能源短缺，还是环境资源，不同的社会采取的应对之道，有着更为深远的、本质的机理。“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影响到社会能否解决其面对的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如是总结道。
在斯蒂芬·李柏看来，贾雷德·戴蒙德过于强调环境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了，它远不如当前的能源短缺那么紧迫。这一点，斯蒂芬·李柏错了，在中国，环境资源问题和能源短缺同样重要而紧迫。或许，包括斯蒂芬·李柏和贾雷德·戴蒙德在内的很多人都想知道，在这两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面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将会采取怎样的应对之道？我也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