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朝鲜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丹东，这几乎是所有边贸商人的固定开场白。他们更愿意谈论市场、商机、各种财富传奇。的确，隔江相望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过去二十多年，各种物资经由这些边贸商人之手穿过中朝友谊大桥抵达新义州，换回的，是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甚至是最直接的美元。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即便在他们最风光的时代，他们也很难摆脱“讨债”的命运。 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经济风云，让这个“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并不独立，也不固定。它如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是“急先锋”、“关系户”，还是“中间人”，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于是，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商业处女地”时，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
闹而不僵 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李扬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因“合同纠纷”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讨债无门，“他们想尽了办法，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李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 事实上，这样的遭遇，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大小都有。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毕竟在朝鲜，李扬关系更熟、路子更多，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 但是李扬拒绝了。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改做小额投资，李扬感叹说，“他们要不放弃，老像这样想玩大的，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李扬这样说，并非落井下石。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李扬与朝鲜的政府、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算是成功者，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服装厂、矿厂等，多达10个，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 但同时，他也是朝鲜方面的“大债主”之一，“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朝鲜对李扬的欠账超过了2000万美元。”李扬的合伙人周斌透露，20多年来，李扬一直在清账，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仅仅几天前，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就是为了“讨债”。 据说，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这家商社将双方“合资合作”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再加上设备损坏，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 “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李扬说，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的管理权，“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只有继续生产，损失才有可能收回。”可以说，“闹而不僵”，是李扬“讨债”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 1997年前后，李扬的“讨债”生涯最为激荡，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李扬说，当年因为朝鲜某银行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他得人指点，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闹事”，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气势上要过激，但打得要有分寸”。 说起这段经历，李扬不禁苦笑，“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操起一个烟灰缸就砸，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立马撤退。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说中国人打架要债。一层层上报，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都没有权力“私自”还款，债务一旦形成，要让他们拿出钱来，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赌局 在朝鲜做生意，难免“被欠债”，这跟朝鲜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二十多年来，依附于朝鲜的边贸商人却始终前仆后继，就像李扬所说，因为朝鲜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信息与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封闭特点，对应着极简单的贸易方式和超高额的利润率。在中国销不出去的货，拿到朝鲜便可以以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利润的价格销售;而如果朝鲜方面付不出钱提出以货易货，则更加划算。如铁矿粉，在国际均价为每吨200美元时，朝鲜的价格只需50美元。转手之间，利润便涨了三倍。如果再销回去，标价又变回了国际标准。 “谁都停不下来，简直就像在比赛。”如今在丹东朝韩风情街拥有一个小食店的田允浩回忆着当时的疯狂。他在辽宁的粮食局有路子，便常常有朝鲜的商社找上门来。每到春天朝鲜就很缺粮，往往头一批刚刚运过鸭绿江，另一家商社又来求购面粉，“即使报高价他们也认”。按惯例，商社会先付清20%—30%的费用，剩下则“等有货了再补上”。当时谁也没空在意这个漏洞，因为一夜致富的例子正鲜活又接连不断地上演着。 据2001年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份报告显示，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的欠款，自1992年到1996年上半年累计达2.3亿美元左右。而另一方面，丹东的商人还在不断加大投资和借贷，逻辑很简单：在一个看似稳赢的赌局上，筹码越大才赢得越多。 可如果说这是一个赌局，赌局的另一边毕竟坐着庄家。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材出口，热火朝天的钢材生意戛然而止，丹东的边贸圈子立即哀鸿遍野。“原本朝鲜运出来的都是完好的设备，却被当作废钢材卖，只要转手就能净赚几十倍，很多人都投了大钱进去，也都自此被‘套牢’了。” 这一次政策变动形成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讨债人”，而此后类似的变动还有更多。当时，对朝最有实力的一批边贸企业接连倒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至今仍被视为对朝边贸“标杆”的朝鲜族商人崔秀镇，有知情人透露，朝鲜方面对他的欠款高达10亿元，而他在中国境内的借贷是4000多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赌局，全看你资金链是否撑得住，是否撑得到收回欠债。 下一个好时光 早年丹东地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让边贸商人们瞠目结舌。某商人在朝鲜与不少商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租下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招聘了几百个员工，拿着电话簿向全国各地“招商”。只要有公司感兴趣，他就让朝鲜商社提供物资样品，中方过来采购，以物易物，而他就在中间做担保，赚差价。 可惜对于做贸易，此人是地道的外行，他对生意的选择原则是只看价格，深圳有公司发来均价100元左右的VCD和2000元左右的电脑，可全是被淘汰的产品。他一方面根本判断不了产品质量，一方面也认为朝鲜很落后，质量次点也没什么。可卖到朝鲜后，商社发现不能使用便一概退货。而国内公司没能收到货款，便找他要债。 最后蹲了大牢，他仍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然而即便对朝贸易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即便讨债人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流传，丹东的外贸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每天到丹东各类投资公司咨询朝鲜业务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平均每天有近百起。” 据该公司负责人的估算，2012年中朝贸易总额在官方公布的近60亿美元的基础上，至少还应上浮20亿美元。其中80%在丹东进行，而外来的边贸公司在丹东所占的比例也接近50%。“先谈风险，再谈机会。”这是该公司介绍投资朝鲜的必要步骤，不过很多投资人都表达着过于急切的投资欲望。 “有人一来就问利润，连项目是什么都不管。”该负责人说，在说话间歇，他就接到一个来自浙江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们组织了一个企业团，想到朝鲜考察，“最好本周就能定下项目。” 朝鲜从来不缺机会，也不缺“潜规则”。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造就了机会主义，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只不过，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 二十多年来，李扬一直希望能够脱离无序的商业环境，他已经很久没有“安全感”了。他满怀希望地谈到了中朝黄金坪特区的开发，“如果通过这个口岸的开放，能够建立起更加透明的投资渠道，建立更有序的朝鲜生意，这对丹东、对朝鲜都是最好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他“讨债人”身份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