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每日电讯报》网络版刊登一篇署名文章引述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话：“我们希望学习英国模式。”文章接着援引李稻葵的话解释，英国的近现代历史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与美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交战，大英帝国由盛而衰等。但在这些剧烈的动荡过程中，英国社会没有乱，而是一直保持稳定，传统的建制、政治结构都保存了下来。
保守主义如何有效？ 托克维尔的历史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和推荐，曲折地表明了人们的愿望。不过，人们往往会忽视的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震撼欧洲之际，隔海相望的英国流行的恰恰是保守主义思想（conservatism）。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是：传统道德和固有制度是需要被大部分人遵守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变革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 美国历史学者穆勒（Jerry Z. Muller）曾评述说，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本身证明了它们具有实用的功能，因此，如果让这种体制消失，很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危害和难以预计的后果，或者是因为，可以利用人们对旧体制的崇拜，而从中发展出新用途。”英国人对于传统政体的尊奉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加上1688年的“光荣革命”源于贵族政治家对既存体制的默认和改进，保守主义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的主流并不奇怪，流血革命，在保守主义盛行的国家自然也不太可能发生。 但在保守主义思想真正成为政治主流之前，英国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稳定”，对外战争和内战频繁发生，保皇党和革命党兵刃相见。1649年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的义勇军领袖克伦威尔甚至一度废除了古老的议会上议院乃至整个国家政体，成立共和国并自封为“护国主”。这个时期的英国，有点类似于18世纪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治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革命”后的英国政府并没有为普通民众带来幸福，人们的日子甚至过得还不如“革命”前。这时，英国人又回想起了英国政治的一项古老传统—“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the parliament），并力图恢复这项被祖先尊奉不渝的传统。于是，克伦威尔死后，人民让当初被革命者赶走的国王查理二世回到了英国继承王位，而被“请回来”的国王，权力上也相应受到了一些制约。当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士二世国王的蛮横无理为举世所厌恶，甚至有可能更改英国王室的宗教传统时，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贵族议员们导演了一出宫廷政变，赶走了詹姆士这位不得人心的国王，从荷兰请来了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执政。这出宫廷政变，史称为“光荣革命”。 以此观之，被后人视为开了英国太平盛世的“光荣革命”，其背后的动机并不“光荣”，而是带有“阴谋阳谋”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签订以后，英国政治也并未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而是污浊不堪，一片狼藉。人民的普选权当时依旧是遥遥无期，议会被少部分人把持。维持社会的“稳定”一度成为了辉格党政府的首要政治目标。1716年，辉格党让议会通过了《七年法案》（Septennial Bill），把议会选举的期限延长了一倍以上，如此，政党的执政时间无需选举就能自动延长，这自然有利于社会稳定。另外，政府还通过了《骚动法案》等一系列旨在“维稳”的法令以限制人们自由集会的权利。保守渐进的思维的确让英国社会数百年来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暴力流血革命。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保守主义其实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好处。 “法治”让英国模式实现稳定 英国实行架空皇室的君主立宪以后，国家最高权力被赋予了英国议会。但这存在了数百年的 “民主”议会里，钞票即是选票，议员中的大部分都是资本家和权贵的代言人，相反，普通百姓的积蓄远远低于对选民收入的最低要求，连投票的权力都不具有，更无从改变英国社会的恶劣状况。“英国模式”这种稳定政治结构的最负面之处，在这段历史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19世纪初期英国与拿破仑在欧洲的争霸战争画上句号时，人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于是，街头的示威游行越来越频繁地上演了。街头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从曼彻斯特、伯明翰，再到伦敦……数以万计的人们挥舞着愤怒的拳头涌上街头，要求改革徇私舞弊的选举系统，降低普通人投票的门槛。1838年，运动领袖们起草了《人民宪章》，白纸黑字写明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实行普选和议会改革。 大众提出诉求的方法可以说也体现出了“英国模式”的另一面向，那就是尊重法律，一切按照法律原则办事。诚如英国法学家戴雪所言：“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的统治。”比如工人运动中那些游行抗议的人们，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发泄不满和仇恨，而是为了争取进入议会、实施自己天赋的立法权。另一方面，长期把持着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官僚们很是惧怕大量的底层民众被选为议员进入议会。因为这意味着来自市民阶层的议员当选后会废除那些对达官贵人有利的恶法，制定对普通百姓有利的新法。而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任何法案一旦在议会通过，就必须强制执行。 因此，在阅读历史时我们看到，19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斗争几乎都是围绕着议会立法权来进行的，没有产生暴力与流血的革命。所有的改革均是以“法案”为单位在议会里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为始终。在此过程中，英国议会迫于来自底层民众的压力而极不情愿地开启了改革，民众的权利由自下而上的斗争而渐进地得到伸张。英国从17世纪的君主立宪至20世纪成为现代民主化强国，中间经历了数百年时间，虽说这一定程度上是议会制和君主立宪之功，但在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之外，如果没有英国人普遍尊崇法律的传统，以及普通法系统让人们养成的凡事诉诸法律解决、用法律来承载个人权利的传统，英国的社会也不可能会发展得如此“稳定”。 英国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发展历程，是否能被归纳为一种“模式”，乃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英国的贵族统治者们当初做的“制度设计”，只能说是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让这种可能最终成为现实的，却在于民间社会的良性发育以及法治精神的普及，两者的共同作用才真正引导出了英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宪政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