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关于富士康工人状态的报道让我们聚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将之称为"中国产业工人"。 “未完成的产业工人化” 由农民变身为“产业工人”，是一个技能、身份、阶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全面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变也正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从18世纪的英国到后来的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在数十年之内，在现代法权体系的保障下，实现了这样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大举入城，至今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完整更替。然而，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换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业工人群体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形成。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凸显，使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市民化的挑战显得尤为急迫。媒体报道的富士康工人夜生活样态，以及此前持续不断的跳楼、罢工、群殴、骚乱等现象，其实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富士康之所以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除了因为其体量巨大、引人注目之外，还在于它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的老一代农民工，很少把定居城市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他们成长于乡土社会，与农村、农业仍有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与精神上的归属感。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是十几岁离开学校就来到城市打工，很多人更是从小就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对于土地、乡村并无父辈那样的归属感，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他们教育水平较高，认同城市生活，在消费、娱乐、社会交往方面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本来就是属于城市的，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而30年来，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化过程，却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以及中国产业层次低下等原因，迟迟不能完成。 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的色彩，其特点是从法权上制造身份不平等，使一部分公民先天地优越于另一部分公民，制度性地阻碍人口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推高人口迁移与资源配置的成本。它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但却与市场经济、现代法权体系格格不入。 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化成城市产业工人与市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身份上是“农民”，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资格、保障、福利等方面的待遇，而他们又是事实上的城市谋生者与精神归属上的城市人。不能退回乡村，又难以像十八九世纪的西方产业工人那样完全融入城市。 这种尴尬境地，无疑会对广大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巨大的精神困扰。而由于“中国制造”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大制造业工厂不可避免的劳动“异化”现象，又使工人承受收入低下、工作枯燥、强度大等方面的困扰。作为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越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格尊严感比父辈要强，在高度压抑的状态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现象，比如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 富士康，作为扎根中国的世界头号代工企业，基于其符号性意义，在一些学者及媒体的调查报告中被批判为“21世纪中国大地上的血汗工厂”。2012年郭于华教授等主持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中就披露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如“工业工程部门……其主要任务是以秒来精确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最短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以期达到产能的最大化”，“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则被定义为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动作的机器，而非具有主体性的人”，“时间被精确切割，连上厕所都需线长批准，以保证生产的连续”，还有女工控诉：“富士康就是奴隶社会。”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想退回到农业社会的话，一味对富士康进行道德批判意义不大。大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以机械重复为特点，工人在生产线上必然被当成机械使用，而不可能被当做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来对待。而且，作为公众关注度极高的超级企业，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劳动保障、工资福利等在众多的同类企业中应该算比较好的。富士康也肯定不是“奴隶社会”，至少富士康工人的这个身份是可以随时摆脱的，它也不像户籍一样，附加许多社会等级信息。 其实，工人的压抑与不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层次低下、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模式。这个模式对工人来说就是工作强度大而收入低下的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努力和改进。而建构合理的劳资关系，造就以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为主体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无疑是改进中国制造模式、摆脱“血汗工厂”的重要路径。 “中国制造”与劳资关系失衡 “中国制造”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劳资关系失衡的模式，“资强劳弱”问题相当突出。而健康的劳资关系是现代工商业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与源泉。这个道理很简单：工人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的消费需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居民消费旺盛，工厂才能不断扩大生产，带来经济繁荣。也就是说，资本家要发财，必须也让工人阶级发财，让工人阶级有钱去消费。一个健康的现代经济体，必然是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体。20世纪初，福特大大提高工人工资，实行5美元日薪，被认为是福特对美国的最大贡献，因为福特加薪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造成了一个有购买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启动了庞大的内需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由此腾飞。无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长期失衡的劳资关系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的合理发展，是劳资关系实现平衡的根本途径。 中国目前工会组织发展迟缓，除了有关方面态度暧昧、社会各界缺乏认识、以及中国工人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与习惯等原因，还与国际大环境有关，即近几十年来国际工会组织持续弱化相关。但是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弱化是与它们的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照搬到中国，则有错位之误。敌视、取消工会的做法显然并不适合当前阶段的中国。中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劳动法治状况基本上处于初期市场经济阶段，产业工人队伍尚在形成中，他们待遇低下，生活工作条件恶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考虑，都应该支持工会组织的正常、合理发展，以建构平衡、健康的劳资关系。如郭于华教授主持的调研就发现，富士康这样庞大的制造业工厂，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工会。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放到西方国家相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是骇人听闻的。 以富士康工人为代表的青年打工者队伍，无疑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巨人的脊梁，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未来，值得全社会倾心关注。而当务之急在于破除他们成为“城市人”的种种人为阻碍，促成工会组织的合理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