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棋至中盘费思量



在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造的程序和主体仍存重要分歧的情况下,工行股改如何启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文/本刊见习记者  胡海岩 

再辩注资程序 

3月11日,北京铁道大厦。一个2004年初发生的震动中国金融界的重大改革举措,事隔一年之后,再次成为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部分“经济界”委员激辩的焦点。这一举措就是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由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而引发激辩的恰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郭树清。 

郭树清在谈到金融改革时指出,对于去年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外汇注资中行、建行,“很多人表示不可理解”。郭随后历数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难处,称不能因为程序问题而贻误改革的时机。 

话音未落,经济学家吴敬链就质疑道:“能不能把程序弄好了再给?”他指出,财政部花钱也有个程序问题,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不能国务院决定了就给了”。 

去年2月,《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经刊发两位金融专家的对话:“对注资两行的三大疑问”,提出对“注资程序”的异议,指出:“属于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的国家外汇储备,当它的一部分不是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而是用于两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实质性亏损’的时候,决策程序应该是怎样呢?”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年后的今天,在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程序”问题上,争论依旧。“现在对中国工商银行的注资方案迟迟定不下来,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对程序问题存有异议。”郭树清承认。 

注资主体之争 

 银行改革:棋至中盘费思量

工行的股份制改造方案早于去年九月就递交到央行。有中行和建行的先例,工行的注资是迟早的事,但在注资模式上意见似乎始终不能统一。这使得人们普遍预测的2004年底完成注资成为泡影。按照会计上的需要,注资在年底进行更具合理性。前次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外汇注资方案的实施,正是在2003年年底。 

阻力似乎不仅仅来自程序上的质疑。前段时间内地有报道称,中央对于注资工行的主体亦出现分歧,财政部希望取代中央汇金公司,在工行改制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两会”开幕前,坊间更传出了“财政部将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工行、并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方案。“两会”开幕第一天,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刚刚踏进人民大会堂北门,便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记者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部会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么?”对此,金人庆断然否认。 

当然,否认并不意味着财政部会在工行改革上无所作为。在随后全国人大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有关“注资工行”的节节逼问,金人庆显得异常高调:中国财政有能力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付出的代价,中国财政将“照单全收”。“过去中国财政曾经发行过2700亿元国债来支持银行,现在大概还有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将来估计还要由财政来负担。”这是金人庆在正式场合第一次就银行“注资”表态。 

金人庆还列举了“注资工行”的几种可能方式: 

其一,国有银行内部有大量国家资本,是由财政部代表国家在银行的权益,可以用部分权益核销一部分不良资产;其二,给国有银行一些税收支持政策,比如允许银行在税前消化部分不良资产,相当于把本应上交国家的所得收益返还给银行来消化不良资产。其三,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如注资中行、建行。金人庆表示,具体选择什么方式要根据财政状况来决定。 

种种迹象表明,财政部不会放弃注资工行的主动权,而要以某种方式保留自己的权益。根据金人庆的表述,上述几种注资方式也许可能混合运用。 

去年动用外汇储备给中行、建行注资后,财政部原有的所有者权益全部核销不良资产,在新银行里不再享有所有者权益。但财政部一直强调,运用外汇储备注资银行本质上是对财政收入的预支,财政部门应当以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身份对中央银行、汇金公司、银行进行全过程的财务监督。 

不过,无论采取哪种注资方式,谁来做投资主体,最后可能都要回到程序问题:特别是对财政部,其财政收支都要纳入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或许正是财政部放弃发行特种国债注资的重要原因。 

对于去年“注资两行”,吴敬链和郭树清均证实,在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两行”前,曾经给全国人大财经委发过一个“公函”,征求意见,但是仅只财经委的主任和副主任看过这个“公函”,并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讨论。 

“很多事情如果都拿去讨论,可能十年八年都解决不了,从而贻误改革时机。”郭树清感慨道。 

花钱能否买来新机制? 

让中央对工行注资迟迟未定还有另一个原因,据郭树清称,是要检验一下中行、建行注资的效果,总结经验教训,防止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穿新鞋走老路”。“花钱要买来新机制。”金人庆也很关心这一点。 

去年以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均进行了大规模财务重组:首先用原来的资本金、2003年的利润和原有拨备,把历年损失都核销掉,同时补充了新的资本金。截至目前,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建设银行达到8.5%,中国银行达到8.1%,满足了《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拨备覆盖率也大大提高,中国银行为60%,建设银行达到87%。不良资产冲销后,两家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大幅度地提高,每股净资产由负转正。 

财务重组使两家银行的账面“漂亮”起来,但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人们所期望的“新机制”,显然还不容乐观。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论坛上,指出两家商业银行一年来在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方面取得了五大进展:基本搭建起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银行高管层的框架,董事会成员不再要求必须是党委委员;在人力资源改革中,取消行政级别;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门委员会,从制度上减轻了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组织结构扁平化,实行垂直管理;建立了更适应现代公司管理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等。 

不过,“完美”的构架可能会因某些方面的改革不彻底而发生扭曲。比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消息正式宣布取消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行长、董事长的行政级别,这意味着他们仍然是中组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由于行长和董事长行政级别相同,因而从逻辑上讲,行长可以不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也必然更倾向于向任命他的机构而非股东负责,这使得董事会和所有者代表的关系,以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都产生了扭曲。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任命方式”使银行改革不可或缺的“问责链条”显得模糊不清。中组部任命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而作为所有者代表的汇金公司负责考核董事长、行长的业绩。两者该如何协调和统一? 

“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最难的是处理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谢平承认。当然,作为出资机构的代表,谢平更愿意讲积极的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曾问他:“现在两家银行公司治理架构已经建起来了,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它是有效率的?”谢平答:“现在我发现董事会里面有不同意见了,这就是进步。” 

无可否认,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不实(这是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死结),即便是有了明确的出资人代表,完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设置,两家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依然会停留在“形似”的层次上,而非“神似”。 

监管机构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日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入关键性阶段,目前法人治理结构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一是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的职责要清楚。董事会代表出资人和投资者的利益,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与此同时,董事会和高管人员的职责也要分清,董事会对高管人员既监督也放权,既放权也问责。第二,股份制改造以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架构还需要重新构造。必须重新调整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和经营体系,实行扁平化管理,而不能再按照行政的构架来衡量。第三,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法制环境等需要改善。 

自2004年初中行、建行的外汇注资方案推出以来,通过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银行改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建立脱胎换骨的公司治理机制,防止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仅仅变成财务意义上的重组,对于已经获得注资的两大银行和将要获得注资的工行等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还是一道待破解的难题。 

 

秦池江回看“五一停贷”风波 

文/杜亮 

3月10日,《中国企业家》杂志在新浪聊天室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就金融改革问题进行了对话。以下是谈话节录: 

记者:去年宏观调控过程中有一个“五一停贷”风波,监管部门后来出面否认了。据我们从下面了解,确实有这么回事,很多中小企业因此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是这么一种管制方式的话,恐怕国有银行改革所需要的“新机制”是很难建立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池江:这暴露了商业银行目前的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它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都不符合国务院所要求的标准。本来宏观调控按照国家的设想,是有保有压的。保要保什么呢?比如说中小企业的贷款、农业的贷款、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出口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流动资金等。对于污染严重、重复建设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贷款应适当收缩。 

政策很明白,但为什么该压的没有压下来,该保的没有保住呢?这是因为管理体制上有缺陷。为了实现调控目标,各家总行上收了一些贷款审批权——本来在省会城市、二级城市、基层机构有一点点的贷款权,从去年宏观调控以后,各家总行大部分都收上来了。收上来以后,下面要发放贷款,就要层层申报,手续很繁杂。 

另外,为了压制贷款增速过快,监管部门可能要求得太急了一些:在基层实际操作的时候,那些该压的贷款不是一下子就能压下来的,有的已经变成土地、钢筋水泥,你说怎么可能把钱收回来?但是银行还得给上面交差,就把一些比较容易收的贷款收回来了。总量上来看,贷款规模已经收缩,可是实际上那些应该放的钱没有放出去,甚至已经放出去的钱,不该收也收回来了。 

不过这个事情,国务院和监管部门发现得比较早,人民银行多次提醒商业银行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去年10月份以后,情况已逐步好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强调:必须保证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农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等。我想这个问题今年可以进一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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