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给出的极为重要的洞见便是：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可能是这个道理过于简单了，以致会对人产生误导。大多数经济学上的谬误源自对这一简单洞见的忽视，即认为馅饼就是那么大，一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 这一重要洞见在两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想搞明白它如何能够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为了提高各自的收益而进行协作就困难得多了。 价格体系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既不需要中央指令，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或相互喜爱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你买铅笔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铅笔是白人造的还是黑人造的，是中国人造的还是印度人造的；当你买面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磨成面粉的小麦是白人种的还是黑人种的，是中国人种的还是印度人种的。总之，价格体系使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一方面和平地协作，而在其他方面则各走各的路。 亚当·斯密天才的灵光之处便是，他认识到价格产生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简言之，产生于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着千百万人的活动，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通过这种途径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经济秩序产生于许多人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而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在当时就是个令人感到惊讶的观点，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价格体系运作起来如此有效、如此良好，以致大多数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价格体系运行受阻，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好处，不过即便这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所在。在1974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和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的春夏两季，美国都曾出现过排队买汽油的现象，这便是价格体系运行受阻的显著例证。这两次事件中，美国进口原油的供给都发生了剧烈的波动。而同样的事件却没有导致德国人和日本人排队买汽油，而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是完全依赖进口的。但是在美国，即便美国自己生产大量的石油，也无法让人们不排长队，这其中仅有的原因便是，政府部门管制下的法规不允许价格机制正常运作。在某些地区，油价通过命令被强行压到低于能使加油站可供的油量与消费者想买的油量均等的价格之下。供给是通过命令在国内各地区之间进行分配，而不是对价格中反映出的需求压力做出反应。结果便是，有的地区出现了过剩，有的地区则出现了短缺并伴之以排长队的现象。平稳运作的价格机制多年来保证了每一位消费者只要等待片刻就能够在任一加油站方便地买到汽油，但这一机制却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决策取代了。 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价格机制可以发挥三种功能：第一，价格可以传递信息；第二，价格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三，价格决定了人们从产出中获得多少，即收入分配。这三方面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传递信息 现在我们假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可能是由于生育高峰导致学校的招生数量增加）。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量越来越大，于是便会从批发商那里订购更多的铅笔，然后批发商也会向厂家订购更多的铅笔，之后铅笔生产厂家也会订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以及各种制作铅笔所需要的投入品。为了使各种原料的供给者生产得更多，铅笔生产厂家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更高的出价诱使各种原料供给者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以满足更高的需求，而为了雇用更多的工人，他们就只能提高工资水平或改善工作条件。信息的传递如同涟漪一样一环一环地扩散开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都知道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究竟是何原因。 价格体系只传递重要的信息，并且只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例如，木材制造厂商不需要知道铅笔需求的增加是因为生育高峰，还是因为14000多份政府表格需要用铅笔来填写，甚至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木材，并且这种高价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得满足这种需求有利可图就行了。这两条信息都来自市场价格，前者来自现价，后者来自期货价格。 有效率地传递信息的关键问题在于，确保每个能够利用这一信息的人都能够无障碍地得到它，而不要被那些对其毫无用处的人所阻滞。价格体系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传递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并且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得到这些信息，并且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铅笔生产厂家与那些出售木材的人打交道，并且总是试图找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更好的木材的人。同样，木材生产者与各个顾客打交道，也总是希望找到更好的买主。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并不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并且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的人则不会关心木材的价格，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如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各种专业化的通信设施，通过价格进行的信息传递变得大为便利了。浏览一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都发布的物价行情表便可感受到这一点，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专业化的贸易出版物了。这些价格几乎同步反映了全世界的行情。在某个遥远的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者出于其他某个原因铜的生产突然中断，那么铜的时价自然会马上飙升。若想进一步知道熟悉行情的人所预期的铜的供给受到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只要看看同一版中的期货价格就可以了。 即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而对其他的价格置之不理。《华尔街日报》之所以提供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它意识到这些信息对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使它提供这些信息的，正是那个它为其运作提供便利的价格体系。它发现，发布这些价格可以给它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和更多的利润，而这一信息是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 价格并非仅在从终端消费者到零售商，再到批发商、生产厂家、资源拥有者的途径中传递信息，它也以其他的途径传递信息。假设一场森林火灾或工人罢工导致了木材供给的减少，由此木材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使得铅笔生产厂家明白，减少木材的使用量是划算的，并且除非铅笔能卖到更高的价钱，否则生产与以前同样的数量是不划算的。铅笔产量的缩减使零售商能索要更高的价格，这更高的价格会告诉终端消费者，他只有把铅笔用到尽可能短才划得来，或者干脆改用自动铅笔。在这里，消费者仍然不必知道铅笔为何会涨价，他只要知道铅笔涨价了足矣。 任何阻碍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因素都将影响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私人垄断，即只有一个生产者或几个生产者串谋结成卡特尔从而对某一商品实行控制。这并不妨碍价格体系传递信息，但是它歪曲了所传递的信息。1973年，石油卡特尔控制下的油价翻了4倍，这一价格就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而，这一信息并不表明原油供给的突然减少，也不表明突然发现了某种会影响到未来原油供给的新技术，也不反映任何能影响到石油或其他能源供给的自然或技术因素的变化。这一价格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一些国家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一次冻结价格和瓜分市场的活动。 接下来美国政府实施的对石油和其他能源的价格操纵，使得有关欧佩克卡特尔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无法准确地传递到石油消费者那里。结果是，一方面由于阻止石油涨价从而使美国的消费者没有及时节省使用石油，这进一步强化了欧佩克卡特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引入了命令因素以分配稀缺的石油供应（1979年单是一个能源部就花掉了100亿美元，雇用了20000多人）。 当前对自由市场体制进行干涉的主要是政府，其对价格体系的扭曲像私人导致的扭曲一样严重。政府通过关税或其他种种限制来干涉国际贸易，运用种种手段冻结或影响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价格（见第2章），对某些特殊行业实行政府管制（见第7章），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见第9章），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干涉途径。 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导致的主要消极后果之一，便是使价格在信息的传递上变得呆滞而不再灵敏。比方说，木材的价格上涨了，但是木材生产者却无法搞清楚这究竟是通货膨胀导致的所有物价上涨所致，还是当下对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或是在价格上涨前与其他产品相比木材的供给不足所致。对于组织生产来说，最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相对价格，即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的价格之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极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却使这种相对价格的信息变得毫无用处。激励 除非人们有动力根据信息采取行动，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确切信息的有效传递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在前面的例子里，除非木材生产者有某种动力对木材价格上涨做出反应，即生产更多的木材，否则单单告诉他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是没有用的。自由价格体系的好处之一便是，它传递的信息既提供了做出反应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这样做的方法。 价格的这一功能与它的第三种功能（即决定收入分配）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功能就无法得到解释。木材生产者的收入（也就是生产活动的所得）取决于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会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处于如下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产品带来的收益与带来的成本相等。而产品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一边际状态。 一般来说，生产得越多，生产成本也就越高。比方说，为了扩大生产，不得不去采伐那些难以接近或者长在荒僻之处的树木，或者不得不雇用技艺生疏的伐木工人，或者只好开出更高的工资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不过，现在较高的木材价格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既提供了增加产量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法。 价格不但能够提供激励使木材生产者对木材需求增大做出反应，也同样能够提供激励使铅笔生产厂家采取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假定某种木料变得稀缺从而比其他木料更加昂贵了，铅笔生产厂家通过该种木料价格上涨的现象得到了这一信息。由于铅笔生产厂家的收入同样是由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决定，于是便有动力节省使用该种木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伐木者使用链锯还是手锯，取决于这两种工具的价格、各自相应的劳动量以及两种不同劳动的工资水平等因素。于是伐木企业便有动力去获得相关的技术知识，并将其与各种价格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考虑，以使成本最小化。 不妨再举一个更加奇特的例子来看看价格体系的微妙之处。1973年，欧佩克卡特尔发动的油价上涨提高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从而使人们略微倾向于使用手锯。如果读者觉得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油价上涨对木材运输卡车的影响，一种使用柴油内燃机，另一种是汽油内燃机，其影响不言而喻。 再进一步，在允许的范围内，油价上涨使那些消耗石油较多的产品与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相比，相对成本提高了。消费者自然有动力转而使用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从大型轿车转向小型轿车，从使用石油产品加热和取暖转而使用煤炭和木柴。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来看看油价上涨更为深远的影响：由于木材生产成本的提高，或者由于将木材作为一种能源替代品而对其需求增加，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使木材的价格上涨，由此导致的铅笔价格上涨，这将激励消费者节省使用铅笔！如此下去，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不断延伸，以至无穷…… 至此，我们仅讨论了价格变化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激励作用，实际上它对工人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同样起作用。对木材需求增大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上涨，这便是一个信号，即这种劳动力的需求较以前增大了。眼下，某些认为伐木与做其他工作相比无甚差别的工作者便会选择当伐木工，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可能会成为伐木工。在此，政府干预（如最低工资）或行业工会干预（如进入限制）都会扭曲价格传递的信息，或者说使个体无法根据这一信息自由地采取行动（见第8章）。 价格有多种表现形式，各行各业中的工资、土地的地租、资本投入各种用途所得的回报等都属于广义的价格，但是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并非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某种资源所需的唯一信息。甚至它传递的也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在决定如何使用劳动力这种资源时更是如此。在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的时候，除了考虑工资水平之外，我们还会考虑个人兴趣和个人能力等因素，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谓的“权衡某个职业的全部利弊，包括钱的因素也包括钱之外的因素”。如果对某项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比较满意，那么工资低一些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工作本身并不能使人满意，那么可能就要较高的工资才能够加以弥补。收入分配 正如我们所知，每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赚得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商品和劳务所得的毛收入减去为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所花费的成本。销售毛收入的绝大部分直接支付给了各种生产要素，给工人的工资、使用土地或房屋的租金以及其他资本的投资回报。在企业家（比方说铅笔生产厂家）的例子当中情况也是如此，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是一样的。企业家赚得的收入同样取决于他拥有各种生产要素之多寡，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当然在这里他拥有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能就是组织一家企业、协调各种生产资源、承担风险所需的“企业家才能”。他可能也拥有一些其他的生产要素，那么他赚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便来自那些要素的市场价格。类似地，现代公司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平常随意地说“公司收入”或某个“企业”有收入之类的话，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仅是一个中介，将公司所有者（股东）和所有者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除股本之外的要素）联系起来。最终真正获得收入的还是人，他们通过市场从其各自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中获得报酬，生产要素可能是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也可能是土地或个人才能。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在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约有3/4体现为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和补贴），剩下的1/4中约有一半是农业和非农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既包括其资本所得也包括其个人劳务所得。 诸如工厂、矿山、写字楼、购物中心、公路、铁路、机场、轿车、卡车、飞机、轮船、堤坝、炼油厂、电厂、住房、电冰箱、洗衣机等不胜枚举的实物资本的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积累的话，我们现在享受到的经济增长就绝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持续不断地对实物资本积累的继承，那么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就会被下一代挥霍殆尽。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身体更加健康、人均寿命延长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实物资本提供了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使人们能够发明新型的实物资本，能够学会如何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实物资本，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整合利用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这反过来又使实物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都应加以重视并注重更新换代。谈到更新换代，这对于人力资本而言要比实物资本更为困难，代价也更加高昂，这也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实物资本回报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数量之多寡，部分是运气使然，部分是我们自己或他人选择的结果。运气决定了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的文化环境，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发展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机遇；运气也决定了我们从父母或慈善家那里能够继承而来的其他资源。不同的运气，可能使我们手中的初始资源得到增强，也可能使之毁于一旦。但是，选择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如何利用我们手中的资源，比方说，是努力工作还是得过且过，是进入这个行当还是进入另一个，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从事另一种，是储蓄还是消费等，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究竟能使自己的资源增强增多，还是使其消耗一空。同样，我们的父母、其他慈善家，以及千千万万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的人都会做出决定——如何利用其手中的资源，而这些都会对我们所继承的资源产生影响。 我们拥有的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是由运气与选择共同决定的，而且这两种因素常常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嗓音在20世纪的美国深受欢迎，但如果他碰巧生在20世纪的印度并在那里生活的话，他还会同样受欢迎吗？在美洲，捕猎是十八九世纪备受推崇的技艺，但到了20世纪，人们对它的推崇就远不如前了。在20世纪20年代，棒球运动员凭其技艺获得的报酬要比篮球运动员多得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形就颠倒过来了。在上面这几个事例当中，都是既有运气的因素也有选择的因素，不过决定各种技艺的相对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的选择。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手中的资源获得的收入同样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比方说，我们选择在何地居住，选择如何利用我们的资源，选择将手中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售与何人，等等。 在任一社会里，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方式，总有人对收入分配感到不满。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少？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该挣那么多；或者，我们为什么比许多人挣得多？他们想要的和我们一样多，而且他们似乎也不该比我们挣得少。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到很难理解。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我们就责怪现行的制度体系。在命令体系中，我们的嫉妒与不满直接瞄准统治者；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就瞄准市场。 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试图将价格体系的收入分配功能与另外两个功能（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分割开来。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国家，许多政府措施致力于改变由市场导致的收入分配状况，旨在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关于向这方面努力的呼声很高，势头依然强劲。我们将在第5章仔细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即便不是完全决定）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想望，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的所得并不取决于他手中资源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又有何动力去寻找价格传递的信息，并根据这一信息采取行动呢？如果雷德·阿代尔（Red Adair）冒险去堵塞泄漏的油井所得的报酬和他不去做这件事所得的报酬一样多，那他为什么要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呢？当然他也可能出于寻求刺激去做一次，但是会将其作为主要从事的工作吗？如果你无论努力工作与否都挣得一样多，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从中获利的话，你为何还要努力寻找愿意出价最高的买主将手中的资源卖给他呢？如果人们并不能从积累资本中获得好处的话，为何要将现在就能实现的享乐推后呢？人们为何要储蓄呢？现存的实物资本是如何靠人们的自愿节制而积累起来的呢？如果持有资本并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话，人们为何不把他们积累或继承而来的资本挥霍一空呢？如果我们不让价格体系发挥其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就无法发挥其他的作用。如果不要价格体系，那么除了命令体系之外我们别无选择。那样的话，只能由某个权威机构来决定由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能由某个权威部门来决定谁该去清扫大街，谁该去管理工厂，谁该去当警察，谁该去当医生。 在一些国家里，价格体系的这三种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全部意识形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受到了剥削；二是按照马克思“人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无法使一个纯粹的命令经济得以运行，因此就不可能把收入分配功能从价格体系中剔除出去。 在土地与房屋等实物资本的占有上，一些国家实行了由政府所有的公有制。但是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去维护和改善实物资本。如果某种资源为全民所有，也就没有人有兴趣去维持或改善它的状况。因此，苏联的建筑物（就像美国的公共房屋一样）在落成后一两年之内就变得破旧不堪；国营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总是出故障，需要不断地维修；老百姓个人所需的资源也十分紧缺。 在人力资本方面，这些政府则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占有自己”，允许人民做出自己的决策，同时也让价格来影响和引导人民的决策并决定收入分配。政府可以扭曲价格，使其无法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却无法消除市场的力量。 计划经济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效率低下，于是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者们对更好地利用市场来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精彩的演讲。他自己又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不过可能显得有些多余。然而，他试图改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并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但是不要它来决定收入分配。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他在理论上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