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国时期，由于卫生条件不健全，加之成都独特的盆地气候，空气流通较差，常年平均气温较高，所以成都每年都有传染病流行。当时成都流行的传染病种类有：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白喉、猩红热、痢疾、疟疾等等。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有大量难民涌入，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使得成都市的传染病形势更加严峻，防治工作变得更加重要。1941年至1949年期间，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以下简称“市卫所”）担当此项重任，为成都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较多贡献。 一、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的传染病防治措施 施种牛痘，注射疫苗。天花是有天花病毒所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自古以来，亚、非、欧洲都有天花流行。在近代，我国天花流行年年发生，每年因患天花死亡者数以万计。[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因此民间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 市卫所为预防天花，每年都免费为市民接种牛痘。接种工作一般安排在春冬两季进行，不仅在该所的办公地点进行接种，还派出接种小队，到各个机关学校和各区的重要交通要道、街口进行接种。对于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民国时期我国已经引进了西方的注射疫苗防疫法。市卫所每年夏季的五至八月份为市民免费注射疫苗。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市卫所与省卫生处联合举行春季种痘行动，共分15个小队，每队2人，分区逐保逐甲办理。自当年三月起至五月底止，种痘男72654人，女39459人，共112113人。注射工作自当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共三个月，全市共分7小队，每队2人，分赴各区轮流设站注射。首先侧重贫民区、工厂、公教机关等。分别令饬各保甲及学校广为宣传，并分函各大医院诊所、各执业医师，普遍发动注射与政府计划配合进行，并在疫情发现区实行强迫注射，注射男64768人，女36942人，共101710人。[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第34全宗《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第31册。] 加大传染病防治的宣传。为动员广大市民主动前去接种，扩大注射工作范围，市卫所不但制作大量标语、传单，四处张贴、分发，还在制作玻板令各大影院放映。例如：“免费牛痘”，“一、要免天花快种牛痘；二、要免残疾快种牛痘；三、要免麻脸快种牛痘；四、要免危险快种牛痘；”，“种痘须知：一、无论男女大小均可种痘；二、接种牛痘绝无痛苦；三、种痘处不可擦破和污染；四、种痘后不可饮酒及剧烈运动；” [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第34全宗《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第87册。]等等。还令学校组织学生宣传小队到街头进行宣传，或到市民家里作家庭访查并进行防疫注射宣传；还利用报纸扩大宣传。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呼吁讲究公共卫生和宣传政府卫生政策的文章。如当时邓穆卿先生负责的《新新新闻》大众园地专栏，经常刊登一些呼吁政府重视公共卫生和提醒广大市民注重公共卫生讲究公共道德的文章。 改善环境卫生，举行各种卫生运动。民国时期成都市传染病流行的“头号杀手”是霍乱，当时已经知道霍乱的传染途径主要是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传播，所以针对这一点，市卫所就从饮用水消毒上着手预防。为预防霍乱、鼠疫、疟疾的流行： 举办井水、取水码头消毒。对于各重要取水码头则一天消毒一次，以保证用水安全。另外还把饮用水消毒方法以布告、标语、演讲、视察等形式告知各机关、家庭，劝导其实行水缸消毒（主要是漂白粉消毒）。 举办厕所消毒活动，取缔离水井、取水码头较近的厕所、粪坑。民国时期，由于市民对现代卫生知识的不了解，把一些厕所、粪坑建的离饮水源比较近。 这些厕所、粪坑的粪水渗入饮水源，就会污染饮水，甚至还会传播霍乱病菌。此类厕所、粪坑都被市卫所坚决取缔。此外市卫所还规定厕主及时打扫厕所卫生、定时清理粪便，并用石灰对厕所进行消毒。 做好防蝇措施、清除市内垃圾、举行灭蝇行动。霍乱传染的另外一个途径是苍蝇，如果沾染了霍乱病毒的苍蝇，到处乱飞，趴到人吃的食物上，那么吃掉这个食物就有可能传染上霍乱，所以市卫所大力开展防蝇、灭蝇行动。监督饮食店都利用纱罩防蝇，劝导家庭也做好防蝇措施。并且清除市内垃圾，减少苍蝇繁殖，并对粪坑、垃圾堆及室内分别采用DDT灭蝇。同时也扩大宣传鼓励市民多多灭蝇。 开展灭鼠、灭蚊活动。鼠疫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跳蚤一旦吸食了染有鼠疫病毒老鼠的血液，它就具有了传染性。在民国时期卫生条件不健全的情况下，跳蚤很常见，所以杜绝鼠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灭鼠。对此市卫所还专门公布灭鼠办法，鼓励市民多多灭鼠。灭蚊主要是为了防止疟疾的传播，主要办法就是清理市区阴沟，勤换太平水缸中的水等等。 最后，加强对饮食店、冷饮店的监管。禁止饮食店用生水洗涤餐具，禁止冷饮店用生水调制饮料等等。 建立疫情上报制度，设置隔离治疗处所。为了便于政府能迅速掌握疫情发生情况，市卫所建立了疫情上报制度。疫情发生时期，制定法定传染病表册，每日分送本市各医院诊所一册，令其当日填写所诊断的传染病，第二天清晨由稽查员收集传染病报告表，按日进行统计。如发现某区有传染病人立即派员做家庭视察并实施消毒。平常时期，令各医疗机关制作疫情旬报表，把平时诊治的传染病病例上报。另外还利用卫生宣传教育等方法，使民众、各社会团体、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在发现疫情时及时上报。例如：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西门外茶店子省立试验小学幼稚园老师发现有一个三岁男孩发烧、喉痛、咽部有灰白色膜，当即由该校护士送喉部涂片于省立传染病院，后确定为白喉患者，马上上报市卫所。市卫所当即对全校实施消毒、隔离，并对全校师生二百三十余人进行了预防注射。最后该男孩痊愈，全校师生无一人感染白喉。[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第34全宗《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第99册。]这一事例也说明了市卫所的卫生应急措施实施得当，把传染病遏制在最小范围，对保障全市市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 除了建立疫情上报制度，还专门建立霍乱检验中心和隔离治疗处。市卫所把传染病院和医院的一些病床划分出来作为专门隔离传染病的处所，以杜绝传染。这些为应对疫情发生所专门建立的制度和机构，使传染病防治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常规化，这样对卫生突发事件、疫情突然出现进行积极应对有很大作用，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使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这也是现代城市卫生管理的需要，预防医学的要求。 实行交通检疫。疫情发生后，病菌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往来。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霍乱先发生于云南，后传至四川的叙永，然后是泸县，再分水陆道传至重庆和成都。截至当年七月二十九日，已流行于四川的四十六县，仅川北一隅，因交通不便，得以幸免。[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中华民国六十三年（1974年）版，第268页。]所以在疫情发生期，设立交通检疫站，进行检疫，是遏制疫情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在疫情发生时，在车站、城门口、通衢处设立交通检疫站，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并强迫注射。这对控制疫情，保护市民生命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传染病防治工作的评价 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与饮水卫生，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为了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对全市井水、取水码头进行消毒，对市区的厕所、粪坑、垃圾堆进行管理、消毒，坚决取缔了离饮水源较近的厕所、粪坑，还清理市面垃圾，取缔冷饮食摊担，加强各饮食业管理等等。为市民的“入口卫生”保驾护航，竭力从源头上杜绝传染病的传播，保障了市民的身体健康，有效的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扩大了卫生常识宣传，增强市民预防传染病的意识。民国后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但是仍有很多贫苦百姓因为所受到的教育较少，思想比较封固，甚至不识字，接触和了解现代卫生知识的机会较少，还是对科学预防传染病的知识知之甚少。对此市卫所扩大卫生宣传，让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卫生常识。常采取的宣传方法有：书报宣传、电影宣传、标语宣传、壁报宣传。这些方法能使认识字的市民经常性地得到卫生常识教育。另外，家庭访视、巡回宣传队的宣传演讲等方法，能使得一些不识字的贫苦百姓也有机会了解学习卫生常识。这些措施让广大市民增强了卫生意识，学习到了更多预防传染病的知识。
为市民免费接种疫苗，控制传染病的传播范围。市卫所每年免费为市民接种牛痘、注射预防针，这对有效的抵抗传染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政策的普及面还很小，很多贫苦百姓得不到注射。一方面是由于百姓无知，认为这些方法还不如求神拜佛，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国力贫乏、政府腐败，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使得每个市民都实施接种和注射。但是在瘟疫发生时期，市卫所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防治传染病，保护市民生命安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市卫所发动全市所有医院、医药人员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到七月二十九日，全市就大约有七分之一的人进行了注射，另外还在外东设立检疫站，并对外东的贫苦居民，尤其是人力车夫进行了强制注射（因疫情主要是从外东传播开的）。 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成立于1941年，被接管于成都解放后。它所存在的近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战事频发的年代，当时的民国政府已成为一个腐朽的政府。在这些特定条件下，注定它所举办的事业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首先，国力贫乏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其次，政府腐败、人浮于事，不能认真贯彻实行已制定的政策；再次，教育落后没有培养充足的卫生事业人才；最后，中国的科技落后，广大人民受到的科学教育较少，使卫生常识普及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一个机构成立并运转工作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为成都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较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