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波子的博客：“广东医改是否可以学习瑞典”，其意是希望广东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全国的医改中做领头羊，有很好的期望。看完文章，我的观点是，广东医改学习瑞典很难。尽管广东经济发展快速，GDP已达3万亿之巨，继超过新加坡、香港后，又超过台湾。广东省卫生厅日前公布2002年到2007年广东卫生发展情况，称广东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广东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是从数量上接近，而在医疗水平、质量和医疗服务的享有上，则还有很大距离，特别在广东的粤北等地区，医疗水平仍然偏低，居民的健康水平甚至比不上内地的其他省份。
波子的文章中说“瑞典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遵循三项基本原则：维护患者尊严原则，需求确定服务原则和成本效果原则，其卫生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也是围绕其总目标和基本原则开展的。”希望我们也可以从中去学习。只要看一下卫生部长陈竺的医改框架报告，就发现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对的。第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第二，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第三，改革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加快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第五，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第六，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在我国，有个奇怪的现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象现在国家的社区卫生政策和新农合卫生政策，在没有国家医改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匆忙上马，安慰老百姓，走样的地方太多了。新农合是区别与旧农合，药价降了20次，为什么还是降不下来？国家拨款搞社区卫生建设，结果出来了很多“大跃进”式的东西，放着医院现有的场地不用，硬要医院再建设一个做样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说，没有约束的原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就没有用。
原则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在波子的文章中，瑞典就有下列法案：《保健和医疗服务法案》、《国家治疗承诺法》、《家庭医生法案》、《私人医生自由开业法案》、《监督法》和《药物福利改革法》，我国的医疗行业，根本就没有法律可依。象国外的医院，尽管是开放的，但是，有许多法律约束的。
我国医改，有许多无法逾越门槛。单单靠一个省去摸索，就更加困难了。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仅靠卫生的投入，是没有办法提高国家的整体的健康水平的。医生现在好象是和医改根本就没有关系似的，其实，不解决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医改很难。瑞典公立医疗机构内的医务人员通常是政府支付薪水的雇员，我们的医务人员面临生存的压力和法律的风险，而且，承担的风险和收益是不成比例的。总额预付制或总额预付制与按人头付费相结合的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难实现的。美国应用总额预付制，是靠两两位学者通过20年的研究，才将所以临床的疾病分类成了470种，并且计算出每种疾病的治疗时间和预付费用，所有相关的结构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广东可以跳出国家的范围去制定这样一套标准吗？显然是不现实的。
没有宏观层面的卫生健康的管理，谈不上卫生保健服务的效率和可及性。政府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是我曾经和波子讨论过的“国家管理”的概念。就是说，在医改中，政府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做好群众的健康管理、卫生行业管理和医院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