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不要把国企当做“理想猪”



     8月中旬,国家反垄断局负责人在央视财经《对话》节目中表示: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下一个目标会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石油行业的央企大佬将成为反垄断目标。无论效果如何,终于涉及到了相关领域的垄断问题。与5月10日成品油价格微调的波澜不惊相比较,中石油对天然气涨价的持续造势可谓让老百姓放心不下。与年初以成本为由不同,5月初的天然气涨价造势据称是为了落实国资委提出的减亏计划,且先以压缩产量“曲线”表现出来。联想到第一季度末国资委明确盈利目标,对央企“保增长”的压力升级,很容易让人感到监管部门对具有垄断能力国企的监管力度加大。这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在加大监管考核力度的时候,如果把国企当做“理想猪”,那也很难产生正能量。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当企业变成一条垄断的野猪时,就应当防止它到处乱撞”。然而,出于对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掌控以及国有占控制地位企业的保护,对国有企业垄断的豁免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监管者不能把享有垄断豁免的国企理想化,当做“理想猪”。不能以为,这些企业从不会滥用其合法享有的垄断地位,不会涉嫌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整体福利。此次中石油对天然气涨价的曲线造势就告诉我们,如果听任他们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只要提出一、两条加强监管的指标就能奏效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当然,说国企不是“理想猪”不是否定国企的重要地位,也不是否定国有企业垄断豁免的必要性;而是针对国企的经理人的博弈能力。这里所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的博弈。监管的存在就表明,被监管者不是“理想猪”,否则就没有监管的必要。说经理人不是“理想猪”,也并非说他们没有理想,而是说不能将他们理想化。经理人本人可能富有理想主义,但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包括满足企业内部人员获取更多利益的诉求。问题在于,包括经理人在内的企业内部人员获取更多利益的诉求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公众整体福利的增长并非正相关,有时甚至是一种零和关系。监管力度的加大如果意味着遏制企业内部人员获取更多利益的诉求,那么经理人从现实利益出发,往往会以绑架公众整体福利的方式与之博弈,而且垄断地位的享有赋予了他们这样做的便利。

  盈利目标提高10%与减亏计划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盈利目标提高10%理应以减亏或者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在享有垄断优势的情况下,上述两方面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涨价轻而易举地化解,而且不影响企业内部人员获取更多利益诉求的满足,往往成为经理人的首选。当前以天然气涨价为突破口表现出来,是因为天然气涨价正好有进口价格倒挂的借口。受进口天然气业务亏损扩大的影响,中石油去年净利润下降了13.3%,如果将这一因素消除,盈利目标提高10%与减亏目标的实现唾手可得。据透露,中石油计划在2015年前使海外油气产量达总产量50%,以后可以继续坐享“减亏”的成果。人们有理由相信,监管层提出的减亏计划并非意在天然气涨价。然而如果把国企当做“理想猪”,不考虑经理人的博弈能力,“只要结果不管过程”,那恰恰对天然气涨价起到了助推作用。

 监管:不要把国企当做“理想猪”
  当然,自2012年以来,天然气进口卖的比买的便宜,是一个亏本生意。问题在于,当初造成价格倒挂的外部制约因素现在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答案是否定的。中石油作为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商,天然气涨价会直接影响下游居民用气消费,带来的不仅是居民做饭成本的上涨,还可能带来其他生活成本的增加。年初的涨价造势已经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居民排队疯抢天然气或者抢购厨电用品的现象,使得相关部门不得不出面辟谣。

  网上有人戏言,猪有四大理想:四周围栏都倒掉,天上纷纷掉饲料,天下屠夫都死掉,世界人民信佛教。这就告诉我们,从猪的立场上去构筑一种理想境界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中石油的限气造势不到一星期就“流产”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把国企当做“理想猪”的倾向依然存在,高悬在普通消费者头上的天然气涨价的“达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一位业内下游用户坦言,现在虽然恢复了正常供应,但心中的石头并未落地,新增的用户我们都不敢落实了。这并不是说天然气从此不能涨价,而是说即使像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那样完成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也不可把国企当做“理想猪”,甚至否认中石油的垄断性质,以为在他们那里可以天然完成市场经济的神话。

  其实,中石油虽然在天然气进口方面出现了亏损,但是在原油等其他产业上仍然保持着高额利润,即使在2012年因销售进口天然气亏损每天少赚4838万元,日赚依然达3.15亿元。这说明在不同的业务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利润互补。有资料表明,在成品油方面,为了保护保护较高的国内价格,中石油同样在大量亏本出口,说明中石油并不缺少利润平衡的智慧。

  应当承认,中石油等国企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这与将其视为“理想猪”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且不说国企部分高管的“天价”年薪,即使按照国资委自己公布的央企高管普遍薪酬收入一年为70万元的数据,也说明人民群众为获得国企的贡献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根据5月上旬审计署发布的10户国企的审计公告,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依然值得关注,表明国企经理人与监管者的博弈惯性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既然国企不是“理想猪”,那么在加大对国企的监管力度时,就不要以为增加些许监管指标就能取得理想效果。首先,提出某种新的考核指标时一定要明确约束条件,不能要挟民生,避免经理人为完成这些指标把点子想歪了。其次,对考核指标进行验收时,一定要注意平衡核计,有必要综合考虑人民群众的满意度,避免被监管者拼凑数字。再次,监管者在实施监管时应当走出部门思维的惯性。监管者应当是代表社会公平实施监管的,但是作为一个部门也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比如通过盈利指标的增长表征业绩等等。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将舆论压力不断转化成国企成长的动力,从而将替国企说话与替人民群众说话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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