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岐山自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开放务实之举，为中国反腐败带来了新希望，也开启了反腐败的新局面。 一、开放之举：积极与学者进行对话 官员与学者对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应大力提倡。 从中国历史看，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历来是紧张的。这种紧张根源在于集权体制本身的脆弱性。由于集权体制本身具有许多不合理性，所以，这种体制本质是害怕批评的。 在历史上，集权体制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主要有：一是打压，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二是拉拢变为自己的依附；三是实行愚民政策。这三种手段都是极为愚蠢的，最终是害人又害己。 从长远看，统治者应当学会有效利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能量，这是上上策。如何有效利用，一种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交流。 首先，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夫。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不断要指出社会毛病的人。所以，与知识分子多交流，就像与大夫多交流，这对治病有好处。 其次，官员多社会实践，知识分子多思想理论，官员与知识分子多交流，理论与实践才能有效结合。这对知识分子有好处，对官员也有好处，对社会发展更有好处。 再次，越是高层的领导，越需要与知识分子多交流。因为社会需要思想来引导，所以，越是高层的领导，越需要成为思想家。而基层的领导则不同，基层工作要求更注重具体的实践和工作能力，对思想的要求则相对少些。为此，建议省部级以上领导，应建立与知识分子对话的常态机制，每年对话不能少于6次，并且要与各个层面的知识分子广泛进行交流和对话，既要与地方的，也要与中央的。 第四，在知识社会，更需要发挥好专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科学和知识成为社会核心生产要素的时候，科学家和思想家也要发挥好核心的作用。否则，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十分危险的。 第五，与知识分子多对话，也是深化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同时，对话对完善民主体制也有极大推动作用。 二、务实之举，重视网络反腐，重视制度创新
反腐败需要两条线：内线和外线。内线，就是人格的自觉，就是内在心灵的自觉。外线，就是制度的完善，就是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反腐败，既要靠外在制度的完善，也要靠内在心灵的自觉约束。 如何建设内线，需要建设新文化。要建设新文化，中国就需要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这文化革命就是要打破由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牢固三角形。 这里的文化革命，不是以前的十年文革的重复。毛主席时代的文革，实质是旧文化对新社会的破坏，是旧文化差点革了新社会的命。这里提倡的文化革命，不是搞群众运动，不是搞阶级斗争，主要是要改造旧文化，要打破由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 打破旧文化，革旧文化的命，建设新文化，这新文化的三个支点是：诚信、理性、敬畏。 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诚信是最基本的道德。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科学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没有敬畏，社会就是丛林。因为人类没有敬畏，人类就避免不了自大和自狂，人类的自然性就得不到有效约束。诚信、理性、敬畏三点构成了社会长久发展的稳固三角。有诚信、理性、敬畏，法治化、民主化、市场化，就是健康的，就是长久的。 如何建设新文化？如何革旧文化的命？最关键是宗教化。 从总体看，中国需要“新四化”：宗教化、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也就是说，需要宗教化、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综合推进，但在“新四化”中，宗教化是核心，处于优先的位置。 基督教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支柱。犹太宗教文明是以色列国家强大的精神基础。对一个国家而言，没有精神的支柱，国家发展就是不持久的。 中国的旧文化，本质是世俗的。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本质是最大化满足世俗的需要。中国要建设的新文化，必须要有神圣的元素。新文化应当是儒家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的一个综合，应当体现人类文明的集大成。 要建设新文化，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不合理的制度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也要有更大的气魄，要勇于纳入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国需要大气魄。 如何建设外线，就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关键是要建设阳光制度。何谓阳光制度？首先，制度建设应尽可能体现公开化原则。比如财产公示制度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要少一些匿名的环节。腐败往往发生在暗箱操作上。其次，要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建设。再次，制度建设，必须要在制度的执行方面也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否则，制度建设就流于形式。 另外，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应充分重视网络的作用。网络由于其公开性，这为腐败曝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各级单位应建立网络问责制。对网络上曝光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查处，要在网络上有一个交代。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的腐败能得到有效治理。我们也坚决支持王岐山书记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