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志 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杜尚

陈岩锋

邂逅杜尚实属偶然。由于汉语优秀作品的匮乏我很久没进书店买书,那天正好逢着一个新的书屋开张,我才冷不丁地钻了进去。当我猛然看到书本封面杜尚那冷峻的面孔,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睛,感觉似曾相识。猛然醒悟,原来我们的面孔极其相似。于是毫不犹豫购买下来,急匆匆携回寒舍,与他进行心灵的平静沟通。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达达主义代表人物;早期曾受塞尚影响;1887年7月28日出生于法国里昂附近薄兰委勒(Blainville)一个富足且具有深厚艺术氛围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公证人;杜尚是七个孩子的第三个(其中一个早殇);为了逃避三年的兵役,使他走向了“艺术工作者”的道路。他最早在绘画艺术上系统学习是在1905年的里昂;留存于世最早的作品是画于1902年的《薄兰委勒风景》;1913年在军械库画展(Armory show)展览《下楼梯的裸体女人》,引起很大争议;1915年到美国纽约;1917年《泉》在纽约“独立艺术家展”时被驱逐出展览会;1923年2月回到欧洲,专心研究象棋;1927年6月结婚,半年后离婚;1937年在芝加格举办个人作品展览;1942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离开欧洲赴美;1944年秘密制作最后一部作品《给予:1。瀑布 2。燃烧的气体》(该作品在杜尚将去世之时公开);1954年与迪尼结婚;1955年成为美国公民;1968年10月1日逝世于法国巴黎;主要作品有:《下楼梯的裸体女人》、《泉》、《L。H。O。O。Q》(又名《有胡子的梦娜丽莎》)、《大玻璃》、《给予:1。瀑布 2。燃烧的气体》等。

由王瑞芸先生翻译的《杜尚访谈录》是法国文艺批评家卡巴内(Pieerre Ca-banne 1921—— ,他曾经撰写了凡高、德加、毕加索、立体主义的书)撰写的作品。对杜尚的采访是在巴黎郊区杜尚的画室进行的。《杜尚访谈录》的法文原版是在杜尚去世前一年半出版的。

虽然笔者并非研究绘画艺术的专门家,但是阅读完毕《杜尚访谈录》以后也受到极大震动,原来所奉行的那一套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也随之巨变,甚至对我比读文学或哲学、思想作品震撼力更强大,这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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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对家庭婚姻的观念是新颖的:“我个人不想有家室,简单地只是为了节省开支。这应该就是卡罗格斯的意思。一个人可以得到所有他想要的女人,而不必非得和她们结婚不可。”他不结婚不只是担心经济负担,同时也为了减轻家庭对事业的干扰:“因为家庭迫使你放弃自己的真正的理想,去拿这些理想和家庭所具有的东西交换,和社会及一切这样的行头交换。”杜尚接着说,“首先,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我认为从使用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感谢我的运气,使我不必‘下海’挣钱。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我没生过大病,没有忧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我是生而无憾的。”杜尚的超然淡薄的人生态度,相对与一般人,就少了刻意而为。而杜尚对此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所顿悟。所以才可以生活得平静如水。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目前,也急需一种超然的生活观。我们今日省悟也未晚。这不为别的,我们也许会因此生活得平静又愉快。

当然杜尚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也需要挣钱维持生活:“在我生活里这次经商可给我挣来了生活费。”不过他却没有一般知识人的清高,好象为了艺术可以牺牲生活:“人得生存。我那么做(卖画)是因为我正缺钱。一个人总得吃饭吧。吃饭和为了绘画而绘画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两件事可以同时存在。没有必要成全一个而毁了另一个。”与此同时,他又与一般人的消费观念不同,“生存的关键主要是看花多少钱,而不是看挣多少钱。你得知道可以维持你生计的数目。”而一般人的消费则恰恰相反。

杜尚不只是在生活上淡泊名利,同时在艺术创造时也不苛求自己:“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觉得挺好。”即便杜尚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他也未将艺术当作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他还是在工作与生活的对比中,选择了活着:“我本该努力作画的,但我骨子里太懒。我喜欢活着,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原意那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的: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也不可想。这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对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杜尚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出了超然的人生态度:“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象他们欠了公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杜尚也没有艺术家的清高,他认为“艺术创造”并不存在,艺术家只是扮演了“工匠”的角色:“我是羞于用‘创造’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社会性的意义挺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而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艺术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如果我们今天拿他和那些稍微懂得艺术就高傲得不得了的人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喻。

杜尚对社会影响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是他所引领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不但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在社会思想上也在革新,打破禁锢。这已经在西方影响巨大且得到承认。蒲鲁东说(Andre Breton , 1896~~1966, 超现实主义领袖)夸奖杜尚是“20世纪最有才智的人”,杜尚解释道,“对他而言才智是这样一种能力,她能够穿透普通人不能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蒲鲁东和我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有相同的视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懂得他对才智的看法:放大、拉长、延展、膨胀······随你怎么理解。”蒲鲁东还说他“是最扰乱人心的人”。杜尚继续说,“我想,他(蒲鲁东)的意思是指不肯跟随这个时代的流行风格就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而这些人总把异己的事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一个对手,但实际上这个对手并不存在。这种敌手只对蒲鲁东和超现实主义存在,因为他们指望人除去已经做过的事之外还能做些别的。”诚然如杜尚所说,他并不树立敌手,也不树立对立面。但他却不因此尊崇流行风格,同时也不向流俗妥协。而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革新思想创造着作品,不受世俗左右淡泊地生活。就此,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1968年1月在序文里说,“第一个把女人的脸蛋比作玫瑰花的人无疑是一位诗人,第一个去重复他的人无疑是白痴。现在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观念被无数次地重复着:软化了的钟表已经被繁殖成无数软化了的东西。现成品覆盖了全球!”其实人们并未参透杜尚的玄机,仍旧受流行观念的左右复制着他的观念。这的确很可笑又可悲。

杜尚有很宽阔的胸怀,很强的包容性。他虽然一直在讲为自己而存在,但是他的朋友有难却帮助;他虽然主张可以不对社会负责,但是他却在指责人们的狭隘;他勇于摆脱思想禁锢使自己活得愉快轻松,同时他也希望别人生活快乐。即便他最亲密的朋友去世时,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比卡比亚。很快就要和你见面的。”对此,他解释到:“你必须用一个笑话来避开这种困境。”难道这不正是生活的真谛?

杜尚一生是艺术化的,他带给人们的只是愉悦,快乐。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艺术,但是他艺术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也有理由说:“我最好的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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