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实:中国造假画从唐代就有了



     黄君实先生有三好:看书画,写书法,喝普洱。他阅画无数,尤以鉴定古代书画闻名。他喜饮陈年普洱,品茶之道不亚于书画之道。他写得一手好书法,抒怀:“或展纸挥毫,录前人诗句,至得意处,则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心手两忘,恍然若醉。古人之诗意墨痕,皆为我所有,浩荡澎湃,泻乎胸臆。斯时之乐,未足与人言也。”

  1934年,黄君实生于广东台山,后从广州到香港,入读崇基学院中国及东方语文学系,师从著名学者伍叔傥。在他的记忆里,伍叔傥有六朝人物的风度。1962年,黄君实毕业后任伍叔傥的助教。

  1964年秋,黄君实获日本外务省奖学金,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六朝诗文及唐宋诗学。黄君实发现,日本学者做学问另有门径:“连白居易哪几年生病都记出来。”大学者吉川幸次郎上课时,他早年的学生当了教授,也来旁听,有人在瞌睡,他就拿粉笔大力扔过去。有趣的是,学生喝醉了以后,狂言无忌,也会骂吉川幸次郎。

  在日本念完中国文学硕士,黄君实成为东京静嘉堂文库的研究员,并为居于东京的萱晖堂主人程伯奋先生修撰古书画收藏目录。197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攻读东方美术史硕士,并作李铸晋教授的研究助手,毕业后在纳尔逊博物馆任研究员。1981年起,黄君实先后受聘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和苏富比香港分公司,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鉴赏家、书法家。

  上世纪80年代初,黄君实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主理中国书画拍卖期间,成功将中国艺术品引入国际市场。“他们开始以为中国画是仿来仿去,后来才慢慢懂了。”

  1985年,中国鉴定专家访美,在莱溪翁万戈府上欢聚。徐邦达、谢稚柳、黄君实、翁万戈、王己千、杨伯达、杨仁恺都是书画界鉴赏大家,戏称“莱溪七友”。回顾那次难得的聚会,黄君实说:“我真幸运,刚好能见到这几个大家,我们在一起切磋,现在没有机会了。”

  黄君实上世纪80年代奔走各地鉴定书画,并为拍卖行征收拍品。有些买家曾问黄君实:“这个投资怎么样?”黄君实一般会回答:“你不要买了,我不能保证这个赚钱的,你不喜欢,买来干什么?”在他看来,“喜欢”才是收藏的首要因素,而不是为了投资。“历史文物本来就是无价之宝,贵不贵是一个问题。但是,炒高是另外一个问题。近代画不应该炒高,有些东西在历史上还没有定论。”

  黄君实自称对书法只是业余兴趣,“我因工作关系,名迹看得多了,都养在脑子里。有人只是天天写,这有什么用?连握笔的方法都不懂,再写十年,也不会有进步的。我有一个《后赤壁赋》草书手卷,很随意写的,一气呵成,现在叫我再写一篇,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写得那么好。手跟心合一,这种节奏现在摹仿不出来,书法摹仿其实是很难的。好的作品,你一定要熟悉怎么布局,怎么变化,都心里有数,所谓成竹在胸。”

  南来文人老师辈

  时代周报:你是1951年从广州到香港的,1949年前后,很多文化人南下到香港,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学人延续故国文化的一脉香火。这些人对香港的文化颇有影响?

  黄君实:肯定有影响,其实香港在解放前文化程度不是很高,1949年前后,才有许多学者南下,他们各有所长,有哲学,有文学,有书画,有收藏,对香港文化影响很大。有人说如果没有金庸和饶宗颐这两个人,香港就是文化沙漠,这些话真是井蛙之见,完全错误。我是1951年从广州到香港,十七八岁,已知道钱穆等学者的名气,进大学之后,和其中几位都熟悉。

  时代周报:当时你为什么选择到崇基学院读中文?

  黄君实:我自幼喜欢中文,喜欢画画,喜欢写字。当时考中文比考理科、英文科都容易点。我从广州来之后,断断续续念过一年中学,当时身体不好就去长洲岛养病。因为我父母已经去美国了,我一个人跟一些人搭住,他们平常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我有时去书店逛逛,但是没太多机会读中文、写字。念大学时,才跟饶宗颐、罗香林、柳存仁、罗忼烈等接触。罗忼烈精于诗泀,柳存仁教授的学问是新文学,说话很幽默。我的英文水准不够,考到崇基学院中文系,当然也因为我醉心古文学,又喜欢祟基的环境。崇基就在现在的中文大学,刚刚建好很简陋的校舍,那时我就寄宿在那里。

  时代周报:你的老师中有什么名师?

  黄君实:当时中文系的主任钟应梅,文学修养很好,在中山大学当过伍叔傥先生的助教。伍先生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教的有刘师培、黄季刚等名学者。伍先生在许多著名学府任教过,又担任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长达十年,名重一时。钱锺书出国留学,考奖学金时伍先生是主考委员。伍老解放前去了台湾,因为有些家庭的事情就移居日本。本来东京大学要请他去教书的,但是知道他从台湾来的,学生反对,他没办法就去教私塾,收入很少。所以,钟应梅先生请他到崇基学院。当时我进了大学一年级,伍先生刚好从日本回来。当时崇基学院师资很高,后来中文大学的很多老师都是他们的学生。

  时代周报:你对哪些文学作品兴趣比较浓?

  黄君实:我喜欢诗词、古文。伍叔傥先生教二年级的诗选,三年级的专家诗,四年级的《文心雕龙》,他的话很难听懂,温州话。因为我对文学挺熟悉,所以四年级的课我都去听,觉得他讲得好,旁征博引。伍先生教六朝文学教得很好。他在课上说:每个人的遭遇,致使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潘重规是黄季刚的女婿,对《红楼梦》很熟。伍叔傥先生也是黄季刚早期的学生,所以潘重规叫他做师兄。

  时代周报:当时读外国文学著作多不多?

  黄君实:崇基学院是基督教学校,有很多传教士,要学好英文。有些传教士教《圣经》。当时有教文学史、西洋史,但都很肤浅。

  时代周报:当时你对书画有没有研究?

  黄君实:我对书法有兴趣,画画就是偶尔画而已。书画和学校没关系,我在外边和艺术家接触。我读书的时候,有个中学老师和李研山老师是好朋友。我将画作拿给李研山看,他一看就很欣赏,说:你这个年轻人写的画有秀气。秀气是天生的,不是人力可以达到的。那时我认识李先生,写了画就拿去请他批评指教。后来我认识林千石,这位老师诗书画印四绝。平时,我跟他的朋友一道喝咖啡,聊书画,评字帖。书画是学校外面学的,但是学诗学文是在学校里学的,当然课外也大量阅读,因为自己很感兴趣。

  日本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到日本留学?

  黄君实:我在崇基学院一共做了六年助教,升不了,因为学位只是学士,要有个硕士之类才可以上。当时刚好日本政府给奖学金,我拿的是外务省的奖学金,一个月是200美元,当时的汇率合起来有7.2万日元,跟日本大学的助教同级。拿文部省奖学金的同学,钱少很多,所以都说我很有钱,要常常请他们吃饭。我有钱可以买书,看到喜欢的书画,省些钱也可以买下来。我拿了日本政府两年半的奖学金。

  时代周报:在日本,学术上有哪些新的启发?

  黄君实:我第一年去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当时平冈武夫教授主持白居易研究会,他就让我跟他的助教坐在一个研究室,在那边泡泡茶,自己烧点面吃。这位助教天天都在翻白居易的书,白居易哪天有病了,他记下来,哪天打个咳嗽,他记下来,把白居易的生活都研究得很清楚。平冈武夫后来整理出了一本《白居易研究》。平冈原是一个军人,做研究非常死板。学问好的是京都大学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吉川幸次郎,一个是小川环树,这两个人会讲中国话,用中文写诗文,学问好得不得了,他们的学问连中国的教授都很难比。吉川幸次郎研究杜诗,出过很多书,原是当今日本天皇的中文老师。小川环树的父亲小川琢治很了不起,另外几个儿子小川芳树、贝冢茂树、汤川秀树都各有成就。贝冢茂树是研究历史的,他和汤川秀树都入赘岳家,改了姓氏。贝冢家是巨富,家族所占的地皮,开火车要半个小时才走得完。他和太太住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对面的一个房子,太太常常出来监视,看看他有没有跟漂亮女孩子交往。

  这几年留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看到日本的真面目。日本民间这些朋友也很好,都不会瞒我,直言日本哪里不对。教我日文的老师说:日本的历史全假的,都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有个朋友搞书法,是铃木大拙的学生,也批评日本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打仗的时候,他逃避征兵。吉川幸次郎能用中文作诗,我曾和过几首他的诗作。吉川眼光很厉害,有次我代朋友作了一首诗追悼一位日本学者,吉川看到了,就说:日本没有人写这么好的诗,一定是黄君实写的。因为他看过我的诗,知道我的格调了。后来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了。

  我在京都大学常跟一位年轻学者高桥和已一起喝酒,他教李商隐诗,也写小说,有本出名的小说叫《我心匪石》。他是吉川幸次郎最得意的弟子,文章写得好。讲谈社特邀他写文章,所以长期在宾馆租房给他住,在那边写作。他太太是翻译法文小说的。他爱喝酒,有时拿酒喂药,39岁就死了,吉川很伤心。

  在美国看东西方绘画

  时代周报:你怎么从日本到美国去?

  黄君实:我在京都生活了三年左右,在东京一年多。1966年9月,我到京都。1971年冬天我离开日本。1972年我跟堪萨斯大学李铸晋先生到美国去念书。因为李先生在日本时,我有时候陪他去看画,他希望我协助他找元朝书画家的资料。我当然找了不少,他就说:你过来,我给你奖学金。到美国去就可以见我父母了。我父母在芝加哥,他们是1949年到美国,我不见他们二十多年了。所以,我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坐火车去看我的父母。

  时代周报:在堪萨斯大学跟李铸晋先生如何学东方艺术史?

  黄君实:李先生在堪萨斯大学教中国艺术史,我还要念西洋美术史,后来我拿了一个美术史的硕士。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常常一天就待在图书馆看书。我念西洋美术史,对一些名画家的作品都浏览一下。后来到各地的博物馆看看,我也喜欢西洋美术,但是抽象艺术就看不进去,当然看毕加索还是可以的。我最喜欢印象派的作品,印象派丰富。古典派画得精细,但题材还是宗教的多,当然也有一些人物、风景。

  时代周报: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

  黄君实:印象派其实是受很多中国画的影响,因为印象派在日本吸收一些像线条这样的东西,是中国影响日本的。但西洋用的材料跟东方根本不同,东西方最好的画家都讲创造性。一张好的西洋画,你可以看得懂。有些很难解释的画,我看不懂,像毕加索后期的代表作中有什么暗喻,这种我看不出来。

  时代周报:你毕业后在纳尔逊博物馆工作,大开眼界?

  黄君实:我1972年去堪萨斯大学,我太太1973年过来。我们在堪萨斯差不多有10年,我毕业后到博物馆去工作,工资很少,一个月不到1000块。我太太也在堪萨斯大学拿了东方美术史的硕士,但她后来到花旗银行当电脑软件设计师,赚钱养家。我有机会看到美国其他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像大收藏家顾洛阜(JohnMCrawfordJr.,1913-1988)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旁边的一条街,他收藏的米芾、郭熙、黄庭坚的作品全放在他睡房的抽屉。我到他家,他说:你拿出来看。我就打开看看。看完他就跟我聊天,问我的意见,我一一给他点评:哪个有问题,哪个是真的。他很高兴。我也到普林斯顿看收藏,当时傅申在读方闻的博士,其实我早在日本就认识傅申了。

  时代周报:1981年为什么搬去纽约?

  黄君实:我1975-1980年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工作。1980年就没有工作了,因为给我钱的那个基金不给钱了。我失业了,只好去纽约帮一个古董商看画,她也不错,后来介绍我到佳士得工作。佳士得当时没有一个中国画的鉴定专家。伦敦有一个年轻人在搞中国画鉴定,80年代初,他估傅抱石的一幅画是1000美元,汪亚尘的一幅画是8000美元。佳士得一看情形不对了,就找我去。我在佳士得前后17年。

  时代周报:现在大家说起来,“莱溪七友”在美国聚会是收藏鉴定界的传奇故事。

  黄君实:1985年,顾洛阜把收藏的古书画送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特别办了一个大展。方闻一高兴,就邀请全世界美术史界的学者来开会。中国来了杨仁恺、徐邦达、谢稚柳、杨伯达,加上在纽约的王己千、翁万戈和我,一共七个人。翁万戈邀请我们到他在莱溪的居所看他的收藏,又要我们每人都为这次聚会写点东西。他自己作了诗,我和徐邦达、谢稚柳也作了诗,翁万戈后来把这聚会绘成画卷,七人都入画中,叫《莱溪雅集图》,把题诗都裱在卷尾。我们一时高兴,仿效竹林七贤,戏称“莱溪七友”。

  时代周报:一时风流人物都汇集在那里,现在好像翁万戈先生还在世?

  黄君实:在,他九十多了。我最年轻,杨伯达还在。其他人去见上帝了。当时“七友”看完画以后,在莱溪的翁万戈府上聚会,翁万戈还叫每人题东西,我题了首诗。翁家有很多收藏,祖上翁同龢是晚清太傅,一个才子,书画皆能。

  时代周报:翁万戈说是翁同龢的后代,是直系的后代吗?

  黄君实:不是,翁同龢有姨太太,但是他不能生儿子,所以他是从其他哥哥那边过继过来的。翁万戈已经是第三代了,所以翁同龢的书画都归他。翁万戈聪明,他是学工程的,但是有家学,后来他学的工程也没有用了,他喜欢拍电影。翁家这些东西还没有解放就带到美国,开始他也卖一点仇英、董其昌的画,拿了这些钱就不住纽约了,在莱溪买了一个山头,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

  时代周报:王己千也是传奇人物啊。

  黄君实:王己千去了美国以后,美国人才懂中国古画,以前洋人鉴定都不行,他的影响很大。我请教王先生,他什么都肯讲,没有架子,就是不懂的人跟他聊天,他也没有什么火气。

  张大千的造假画

  时代周报:你见过张大千吗?

  黄君实:以前我当然看过他,我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很多人围住他,但我没有去凑热闹。1982年,我去台湾,是徐伯郊带我去看张大千的。他穿着长袍,戴个东坡帽,架着拐杖,胡子有个囊套住。我和他谈得很投契,也看了他的一些收藏。徐伯郊这个人交游很广,他跟大千很熟。在中国讲文物,徐伯郊是有功劳的,促使很多重要的国宝回中国。

  时代周报:我专门问过傅申关于张大千造假画的事情,我想请教你对张大千造假画怎么看?

  黄君实:张大千早期造假画很多,石涛、八大、徐渭,他都造,后期就是假宋元的东西。张大千有个绝活,仿书法仿得很像。那些东西可以骗外行人,有些人上过他的当,后来买主发现不对了,鉴定的人工作没有了,被老板炒鱿鱼。造假画自古是搞鉴定的天敌。中国造假画,在明末清初多得不得了。像张大千造的石涛水准很高,但古画还是不容易造。一个现代人造一幅唐代或是五代的画还是看得出来的。

  时代周报:中国造假画从何时开始兴盛?

 黄君实:中国造假画从唐代就有了
  黄君实:造假画从唐代就有了。元人造宋人,宋人造宋人,一直都有造假画的。因为从前没有拍照,人家也重视摹本。王羲之留下来的真迹不多,好像都是唐摹的多,当时的动机不同,那是一种复制,得以流传。如果没有这种摹本,我们根本不知道王羲之的书法什么样子。可以讲,现在王羲之的作品没有一张是原来写的。

  现在像宋人造宋人,我们也当作是一种好东西了。要看摹的水准怎么样,仿的水准怎么样。因为唐朝书画很少签名的,到北宋范宽、郭熙千真万确有签名了。以前的画家都不怎么签名,有时把签名隐藏在石头、树干里。有些画家如果本身不是文学家,就写一个款,像马远、夏圭都是签个名算了。如果是宫廷画家,就写“臣某某”。只有苏东坡这种文人,才题一大段。

  时代周报: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学者字,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黄君实:像启功先生的书法秀气,其他人比不上。他的小楷确实很好,自成一家。他的气节,他的做人,他的学问,这些都是当代文人的代表。启功先生是学者兼书家,一代师表,这是了不起的。在鉴定家中,我认为学问最好的是启功先生。你看他的气质就很规矩、很正派。他死后没有什么遗产,都捐给北京师范大学。有些学者,书法不一定下过苦功,但下笔很有味道,文采溢然,大家就说这是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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