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专家金碚 《中国经营报》：“BMW中经智库”的活动已经进行了两年了，你对此怎样评价？ 金碚：经过两年的时间，应该说“BMW中经智库”找到了一条协同合作的方式，通过“BMW中经智库”所组织的一些项目，形成了社会研究力量，特别是著名的专家、经济学家、研究人员、企业界、媒体合作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还密切结合了地方的各种资源，在各地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对于传播研究成果，向地方传递关于研究者甚至中央部门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信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传达和推动作用。而且各地反映效果不错，在学界、理论界、地方政府、企业中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经营报》：从2011年全国行的12站，到2012年“走进商学院”4站的活动主题来看，“BMW中经智库”对于经济问题正逐渐趋向于从宏观到微观的探讨，对于这个过渡你怎么看？ 金碚：这很符合中国目前工业化进一步深入的需要。过去主要是看规模，关注点是地方的GDP和企业的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这个阶段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讲将要成为过去，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制造业从规模上来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各个产业中间占领了大量的平推式发展的空间，但战略制高点并不掌握。我们必须深入到产业层面、产品层面来具体调研中国的产业和国际上最先进的产业，特别是一些代表性产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尝试，选择了三类制造业产品进行研究，我们选择的是平版印刷机，5吨装载机，25～50吨的汽车起重机，做出的对比性研究很有代表性。第一说明了我们的产品跟国际上的差距还很大；第二，即使是我们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产品，其质量跟世界最先进产品比起来还是有差别的；第三，即使是我们整机在技术质量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25～50吨的汽车起重机，但其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比如智能部分的组件。这是个普遍现象，中国大部分产品的控制部分，或者叫智能化部分都是依赖进口的。 这个“制造业代表性产品国际比较”研究项目是深入到产品层面，选择能反映全局的有代表性的产品。目前已经得到很多方面的认可，并寻求在今年开展合作，国家科技部已基本确定，商务部也非常感兴趣，他们也非常希望知道中国产品竞争力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样。这个项目在理想的状况下应该向两方面发展，一个是扩大研究面。去年仅做了三个，今年应该做到十个以上。甚至科技部希望跟我们合作做到产业链层面，将产业链上面的各个代表环节用我们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分析。今年我们打算研究一些中国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比如纺织服装业，现在看这个产业的战略制高点也不在中国。 这个研究项目对政府、行业、企业都有很大的用处。行业也很配合，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让政府和公众知道中国的很多产业跟国际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不是说这些产业已经是夕阳产业，或属于应该被淘汰的产业。其实我们各个产业都有升级的空间，有技术可以突破的方向。我们不要把转型升级简单地看作一些统计上的、数据上的、比例结构上的变化，应该将高技术注入到传统产业中去。这个研究项目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思路的确立有很大好处。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不是单靠规划、靠政府的选择就能够成功的，必须要通过各个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产品竞争力，选择新的竞争路径，让企业来找到转型升级的技术路线。 《中国经营报》：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产品竞争力、选择新的竞争路径，找到转型升级的技术路线，企业这样做的动力来自何处？ 金碚：如果从远期来看，理论上来讲还应该是公平竞争、市场运作。比如美国自身有调整战略，但最终结构的调整升级不是政府说了算的，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比如补贴光伏、补贴风能的作用很小。现在看来，真正目前成为其战略优势的是页岩气和页岩油，这在过去政府是不会想到的。这是中小企业靠着一个个产品和技术环节的突破和升级，通过不断提高每一个产品、直至延伸到每一个产业链中间的各个技术上的突破进行的，最终找到了技术的制高点才导致的产业升级。中国有很多问题，政府和学者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事情，真正的路径是企业自己摸索出来的。 《中国经营报》：在西方有好的风险投资机制，这样很多资本会协助企业去做产业升级的事，中国在这方面的金融支持比较缺乏，是否还是需要政府的扶持？ 金碚： 政府的扶持有两种，一种是选择性扶持，比如从十个方案中选择一个进行扶持，但是选择准确度不能保障，企业最终的发展方向也不能保障。这就需要政府有一种普惠型的支持政策，十个方案都可以干，最后再决定这十个当中谁能脱颖而出。而不是事先政府选定的十个当中的一个。比如最近比较热的3D打印，它不可能通过政府的一个项目或支持就能发展起来，这个产业今后往哪里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通过企业来进行一个个产品和一条条产业链的突破，进而实现全产业的产业升级。这是我们下一阶段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机制转换，当然这个转换需要时间，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地方政府及机制适应的仍是平推式的增长，但我们如果研究到了产品层面的话，优势一定是要通过公平竞争才能获得。 《中国经营报》：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反映在西方市场上中国制造的东西越来越少，被别的国家的产品替换掉的越来越多，如墨西哥、越南等国的产品，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金碚：我们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能处理的最简单的问题上——资源、价格，这些有比较优势。因为竞争的第一个层面是关于资源配置的，是资源成本、收益的竞争，谁最便宜，谁效率最高谁就占据市场。这种路径在中国走了二三十年，但未来会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产品出现，这就需要技术，如果有同样的资源，技术上能实现更好的质量，也可以实现效率。中国一般的制造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生产能力很强。但是到了创新层面，到了技术的核心层面中国是缺乏的。如果再发展一步，其实是取决于文化和心理的。 比如手表的制造，从资源上来讲瑞士已经没有优势了，电子表在性能上远远超过机械表，瑞士先是技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当技术失去优势时，现在则靠其手表制造的文化来引领这个行业，而文化因素则是很难替代的。中国制造如果想继续保持优势的话，其结果一定是：产业能生根。如果产业不能生根就一定会走，如果你拼的是资源，资源一定会到更便宜的地方去。如果产品精致化，每一个产品做到世界第一，则这种技术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在短期内是不容易被替代的。我们做“制造业代表性产品国际比较”这个研究项目也是基于上述原因。 《中国经营报》：在项目的研究方法上今年有没有新的探索？ 金碚：总的方法是一样的，但针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会有一定的适应性调整。因为每个产品不太一样，有的比较单纯，像印刷机、工程机械。如果研究纺织服装业，选择产品中的制造环节、面料、纺织还是印染等都需要考虑，都会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来进行调整。我们首先找行业专家来设定指标，然后再通过专家、生产者、销售商、客户这几方面来进行调查、打分、分析。有的产品会涉及到零部件层面，有的是在整机层面。比如我们今年做的印刷机同国外先进产品比起来就差距很大，在短期内很难改善；5吨的装载机在行业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跟国外高端产品比起来还是有差距；25～50吨的汽车起重机我们的分数可以在世界上达到最高，在整机水平上达到了世界领先，但关键零部件却落后于世界水平。 《中国经营报》：西方在制造业中还是有很强的优势，你怎么看现在制造业回流西方的情况？ 金碚：这对我们平推式的增长方式肯定是有压力的，我们的产品在精致性、差异性和文化含量上如果没有升级肯定会越来越多的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生产技术的移植是很容易的，掌握一般的生产技术是不困难的，但技术的创新，生产产品的精致化——这已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而是一种文化问题，难度非常大。中国现在大部分企业一是不会，二也无心这么做。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最难移植的，也几乎是不可移植的。生产能力、要素资源的竞争中国肯定是在削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还有各种企业策略上的原因导致了制造业回流西方。 中国过去那种平推式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获益，靠加工组装来赚钱，但大部分加工组装企业也没形成相应的企业文化，赚钱就做，不赚钱就撤。而先进的制造业企业比如富士康则真正形成了一种“代工文化”，任何一种路线、任何一种产品你只要做到全世界最好，就一定能赚钱。这背后的支撑不仅仅是便宜的问题，要形成一种技术优势，从而逐步培养文化的形成。如果中国的企业有心这么做，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中国经营报》：资源、科技、文化缺一不可么？文化就那么重要么？ 金碚：缺一个则就形成了短腿，不能达到长久。工业化可以完成，但工业化之后不能成为工业强国。从资源和技术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国家走过工业化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工业化中期之后，所有的国家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这就是不同的文化造成的。经济竞争是一元的，文化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这个课题还继续做下去，肯定还要研究地域对经济的影响。 有很多人问过我，对中国来讲，今后的产业高地会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必须是这三者的结合，且后两者意义更大。最典型的就是义乌，义乌没任何资源优势，但为何能根深蒂固？这就是形成了商业文化的力量，制造业也一样，什么样的产品跟国际上的差距多大、这种差距怎样缩小，什么企业在什么地方能攀上产业的制高点？比如印刷机，如果上海没戏，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戏了。所以这个项目研究下去一定会跟区域相关，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工业文化。山西制造业较落后不是因为没有资源、没有技术，而是因为没有相关文化。采掘文明认为挖出来的就是钱，而制造文明认为造好了才是钱，造得精致才能获取更多的钱。这是不同的文化来支撑的。 《中国经营报》：按照你的想法，那制造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就很困难了？ 金碚：那也不一定，西部我看好成都，成都人干什么都不是太着急，当然节奏太慢也是问题，不适合现在的激烈竞争，没有强烈的进取心。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有自己的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不太一样，现在看起来制造业最强的肯定是上海，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制造文明是1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上海自己也提出了要做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中心，但中国的大环境是强调平推式发展的，求大、求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 《中国经营报》：2013年是否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关键关口？ 金碚：可以说是一个关键关口的起步吧，我总觉得路还很远，所有的东西都是成长起来的，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经历。成长得太快一定会付出代价。三个月养的鸡跟一年养出来的鸡肯定是不一样的，哪怕你用再先进的技术也不会是一样的东西。过去我们贫穷，为了活下来而赚快钱。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了，需要在求大求快中沉淀下来，调整心态，扎扎实实地将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品做到最好。不仅是制造业，服务业也是同样。 《中国经营报》：对于企业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没有可遵循的普适规律？ 金碚：中国的政府、企业、公众在现阶段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就是看他是否“做大做强做快”，这也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的追求，是一个整体的民族心态。德国和日本的心态都不是这样，只要把产品做到最精致同样可以是百年老店。不是说“做大做强做快”不好，但这样的心态、机制、路径走到了今天，就得摸索其他占领制高点的办法。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厉害，完全是文化造成的。比如绝大部分国家工资都是上升的，一出现下降就会有抗议和游行，但只有德国例外。德国的企业机制与美国不同，美国化的企业机制是为出资人谋利益的，是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德国的法律规定，企业的监事会（相当于董事会）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出资人仅占1/3、经理人员1/3、工会1/3。遇到问题后会协商解决，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点，现在德国工人制造业的水平是最高的，工资较稳定也不离谱。这种协商文化帮助德国留住了很多制造业。所以说制造业最终是由这个地方的文化决定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决定了你是否能干好这件事情，而且会长久地干下去。 所以我们做这个研究就是在产品层面上先看到差距，然后分析差距的原因，之后有可能研究中国不同区域适合的制造文化，对企业、对行业、对政府，甚至是对教育界、对老百姓都会有影响，我们希望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