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撒一把文化的种子



 虽说我们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说,学理工的人同时也应该对文化修养有一定的积累,社会需要的是人文关怀。

    撰稿·王悦阳(记者)

  香港城市大学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在一个名叫“九龙塘”的半山之上,有趣的是,在这所大学的正门口,居然有一个极为现代化、多功能的高级商场——“又一城”。乍一看,这里怎么也不像一所培养学术人才的高等学府,但确确实实,这所只有23年历史的大学,常常被各种机构、媒体评为“中国最著名高校之一”。最为奇特的是,在以工、商两科闻名的这里,居然还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而来城市大学读书的每一位年轻学子,无论所学是何专业,在校期间都必须根据规定,接受该中心制定的各类《中国文化》课程教育。

  一走进位于康乐楼的“中国文化中心”,顿时令人感觉走进了一户最最传统的中国人家。楠木门上贴着门神年画,门框上的匾额则是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的。跨入门廊,宽敞的接待室被布置成一个精美的客厅,明式几案,清代古琴,壁上还挂着台湾著名书法家董阳孜的真迹……有书架,有茶案头,置身其间,很难辨别这究竟是一所学院,还是某位大学者的书斋……“又见面了。”随着一声爽朗的笑声,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学者郑培凯教授风风火火地迎了出来,热情地握着记者的手,“上一次见面,还是去年苏州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的时候吧!”健谈的郑教授又一次笑了起来。去年,作为香港学者代表,郑教授带头“开炮”,坚决反对某些地方制定的所谓对昆曲艺术“先创新,再传承”的规划,一时间成为媒体焦点。“可惜我的提议到今天还没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丝苦笑浮过他的脸上。

  祖籍山东的郑培凯有着颇为光鲜的学历与头衔: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硕士,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先后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他是香港《明报》的专栏作家,更兼台湾《当代》月刊编辑委员,还是“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1998年,声名远播、著作等身的他放弃了美国高校的教授头衔,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参与筹建“中国文化中心”并担任主任一职,原本想“做个3年就回去”的他,没想到一办就是10年……在“中国文化中心”宽敞明亮的会客室,一身正装的郑教授向《新民周刊》记者详细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中心”的来龙去脉。

  压力之下的办学

  《新民周刊》:郑教授,在香港能够办成“中国文化中心”,在内地看来的确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初创办该学院的原因?

  郑培凯:1996年的时候,张信刚先生来到城市大学担任校长。他本人对于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尤其对历史更是钻研。初来乍到,张校长接触了一些同事、学生,就问他们:喜欢中国的诗词吗?同学们都说:喜欢啊,唐诗。他说:那你背一首我听,第一位就背了“床前明月光”,背完了。第二位,又是“床前明月光”……二十位都只会背“床前明月光”!这让他大吃一惊,于是产生了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觉得香港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说是“挺有兴趣”,但实际上底子很弱!这个现象暴露了许多的问题。联系到香港将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一年后就要回归祖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假如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很隔膜很陌生的感觉的话,这是不利于同学长远的发展的。虽说我们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说,学理工的人同时也应该对文化修养有一定的积累,社会需要的是人文关怀。因此,张校长毅然决定,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并且要求所有的在校本科生都要学习。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参与到“中国文化中心”的创立、建设中来的呢?

  郑培凯:“中国文化中心”成立于1998年。当时,我在美国的高校任教。张信刚校长把我请来,希望我来领头,设置课程,安排师资。我挺有兴趣,于是向学校请了3年的假,来到了香港。一开始,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在本科期间,要在“中国文化中心”修读6个学分。当时本科毕业必须修满90个学分,光《中国文化》就占了将近7%的比重,应该算很高的了。我来到学校之后,详细制定了课程的安排,并且充分利用城市大学良好的教学条件,规定:中心主要通过网络教学提供学习材料,并通过课堂辅导确定学习效果。此外,再通过专题讲座把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请进来”,通过实地考察把学生“带出去”,进行“多元化”教学模式。目前,中心共有20多位教师,课程包括美术史、雕塑、书画、戏曲、陶瓷、古典文学、古建筑等等,还有专门的教材,邀请了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编写,并通过课堂实践不断完善、提高。

  《新民周刊》:可以想象,在当时,规定性地要求本港学生了解、选修中国文化,一定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

  郑培凯:没错。规定一出台,学生们很不理解,情绪也很激动。他们觉得这是学校在有目的地进行“爱国精神教育”,还有学生公开在课堂上这样对我说:“文化是没有用的。我们能靠它来赚钱么?”可以想象,在香港如此现实的社会里,学生有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更有甚者,还在学校的墙壁上公开贴出大字报,反对上《中国文化》课,甚至还通知了报社、电视台,控告我们强行制定学习计划。

 郑培凯:撒一把文化的种子
  《新民周刊》: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您和校方是否有过妥协或者让步?

  郑培凯:没有。学校本来就有规定课程的权力。但在当时,学校内部也有过不小的争议。不少校董会的家长都来施加压力,认为学校不该给学生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好在张校长和我们都坚持住了,并在压力中不断完善着教学。一年试验,两年推广,到了第三年,非但反对的声音消失了,不少学生开始主动地去学习。于是,我放弃了回美国教学的机会,向美国校方提交了辞职报告,一门心思留在香港,办好“中国文化中心”。

  埋下文化的种子

  《新民周刊》:这10年来,“中国文化中心”形成了两大品牌,一个是多媒体教学模式,另一个则是小班化教学。您能具体介绍一下么?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学设备绝对是一流的。在整个校园,网络是覆盖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上网。在图书馆,还有着几百台最先进的手提电脑可供学生免费借用。因此,发展网络教学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手段,也是和国际接轨的全新的教学手法。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学生不仅可以看到最具体的课程内容介绍,还可以看到最直观的图片、视频与互动项目。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各自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中心会安排不同的老师进行分组教学,虽然每一个研究方向都会有近百人来学习,但老师都会安排成若干个小组,每小组最多不超过10人,然后围绕着一个文化主题展开学习。这样学习有了重点,也有了兴趣。

  《新民周刊》:除了教学,“中国文化中心”最为著名的恐怕就是高层次的人文学术讲座了。在这10年中,黄苗子、白先勇、龙应台、朱维铮、李泽厚、叶嘉莹、余秋雨等著名学者和高马得、计镇华、汪世瑜、石小梅、茅威涛等著名艺术家都曾经来城市大学举办过讲座,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您能介绍一下举办讲座的意义何在么?

  郑培凯:我们的文化讲座确实非常有名,每学期都要举办60到80场,而且邀请的都是全国各个领域内最顶尖的专家学者。我们规定,每个在校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听2次文化类讲座,2次艺术示范类讲座,这是最低标准。其实,我的目的却并不在于通过讲座让学生都懂、都精通,但至少,要让他们都了解,并有一定的兴趣。你可以不喜欢,但绝不允许无知!并且,我希望通过高层次的学术讲座,让学生们感受一下大学者、大艺术家身上所特有的风范,让他们“熏一熏”,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新民周刊》:在您看来,创办“中国文化”教育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郑培凯:我曾经说过,年轻人之所以不愿修习中国文化,是因为他们太年轻,涉世未深,还无法体会,人生充满了复杂的转折变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的归属感一定会越来越强烈。正如我在《中国文化导读》教材前言中写的那样——

  “我们创设中国文化科目,不拟大声疾呼,只想轻轻告诉大家:中国的传统不但有灿烂辉煌的往昔,有秦时明月汉时关,唐太宗的旌旗,成吉思汗的大纛,还有对自然的观照,看到池塘生春草,细雨鱼儿出,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古道西风瘦马,杏花春雨江南。更有对人生处境的深刻体会,知道上善若水,否极泰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懂得旖旎缠绵的情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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