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民富推动改革,改革促进民富



     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阶段性成果非目标模式

  何以见得呢?我们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以来,经常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做法,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又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呢?应该看清楚,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我们知道,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怪圈”问题,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包括这些企业,国营企业,它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土地确权让农民安心

  我最近从几个省刚回来,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最近几天从浙江刚回来,土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它先丈量土地,然后把土地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者是谁,给你发使用权证,宅基地上的房子给你确定房子归谁,房产证,三权三证,这样一来,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农村看一看,到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萧山看看,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说“现在我有了财产了”,“我有权证在手了”。第一个好处是什么?这次是开农民座谈会谈到的,他们说,现在地是我的了,我有证了,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不然就上法院告,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按你的价钱给?现在可以告了,确权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是有保障的。

  第二条,土地流转就有根据了,土地要流转,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农民愿意出去打工,他的田谁种?通过转包,通过租赁,通过入库(音)等方式在农村开展起来了。

 厉以宁:民富推动改革,改革促进民富
  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根据在浙江的调查,土地多了,多了多少?根据几个县的考察,多了20%以上,少说多了20%,怎么会多了呢?是因为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当初承包时,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都有田埂,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因为高一点的田埂,太阳一照,这边是黑的,两边遮荫的地方都不算,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有些田埂就没了,所以说,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你算算,那就和现在一样,坏地两亩算一亩,农民认为这才不吃亏,可是他没想过,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经过农民的耕种,好地坏地差别不大,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

  还有第三个原因,当初土地是要缴农业税的,报得越多,抽税就越重。

  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库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吗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这样一来,在浙江省地区,(土地)20%的数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所以这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这里我们在浙江的农民做了调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平均是三点几比一,城市占三点几,浙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城市和农民收入一点九比一,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几个:

  第一,农民自己经营土地,土地使用率提高了,他也可以增加收入,如果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成为种植大户或改造企业,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这是第一条。

  第二,农民愿意在这里做工,有工资,愿意自己开店、开作坊,他有自己的营业收入。

  第三,农民的房子,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扩大了房子,盖高了,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他自己哪里住得完这么多呢?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城里人交通方便,公路修得很好,他自己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在农村租房住,很方便,住得比在城里便宜,农民又有了第三种收入,房产收入。

  农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想什么呢?盘活啊,土地确权了,这样一来,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现在的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所以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在农村中调查,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过去他没有的,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土地不能抵押,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的,所以在农村有这个情况,房子都不能抵押,你想他能有收入吗?我们去调查,他们说出租难,我们说出租有什么难?他们说出租难啊,“因为我们没有产权证,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我赶也赶不走你,那怎么办?现在跟你打官司我有证了”;还有,他不交房租怎么办?跟他打官司也不行,因为没证。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二句话,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

  本文系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主题演讲

  点评:十八大以后,一本多年前出版,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书悄然流传。这本书系厉以宁先生和他的三位学生合作而成。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正是改革话语陷入低潮,需要重启,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引擎的历史节点。20年过去,这本书的作者早已名声显赫,甚至位高权重,而回首来看,这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与这本书的“预言”大部吻合。

  其实,经济发展有普遍规律的,那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尊重民之财富,激发民之潜力。用厉以宁先生自己的概括,就是: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火。当城镇化被确定为未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以后,土地确权,确保民众、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土地制度上“民进国退”,就是必需的制度准备。

  当不到位的改革充分到位,改革红利自然产生。厉以宁先生认为中国“充满着希望”,亦应从这个层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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