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4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实施发展工业“12345工程”动员大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亲作动员报告，将作为温州2005年“一号工程”的招商引资思路明确化与细致化，并严令对有意挡道、阻碍“12345工程”实施的部门与个人，一定要追究责任。这是温州史无前例的作法，其中包含了温州官方对温州模式的再认识与再评价。（5月2日，经济观察报）
“温州模式”正在转型。温州作为民企集聚地，其经济活力虽倍受关注，但其外资经济一直最薄弱的环节。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兄弟城市嘉兴仅去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所以，如今的温州将招商引资作为“要千方百计破解的难题”，无疑认识到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自发性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变迁，即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两种方式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温州政府选择的是后者，即政府通过制定招商引资的硬性指标，及让各县市区的领导干部签下“军令状”的作法，来补救温州经济体制现存的不足。这样的举措就像“赶马车”一样，使得各级政府产生了一种紧迫感，继而上升为责任心，将从一种程度上改善温州经济主业投资力度减弱、外资经济滞后的现状。
然而，强制性变迁的不足之处同样不容忽视。换句话来说，改革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既要看到制度变迁取得的一点一滴成绩，也要看到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笔者认为，温州的强制化变迁必须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将招商引资“数字化”的作法仍然带有“GDP导向”的味道。“12345工程” 将引进的外企数量和工业总产值等都给“指标化”，将强制要求完成。这种作法固然像一针强心剂一样也许能促使温州经济的迅速转型，但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一些县市由此可能被上包袱，盲目注重GDP增量而不管游戏规则是否已扭曲。
其次，外资力量遭遇民营经济路径依赖“脾性”所产生的瓶颈问题亟待引起重视。温州市委书记曾多次提到“无外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这个“外”，自然就是“外资”了。在总量和速度上引进外资固然重要，但不得不提的是，当海量外资涌来时，是否能与习惯了不靠政府、不靠外资的众多民企顺利、及时地实现对接？
再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为制度优化与变迁的障碍，并将使温州模式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打折扣。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津龙教授的话说，所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事实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没有各级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优化与转型，即使经济总量上去了，也并不代表这一发展模式实现了成功转型。
总之，温州政府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战略性地推进“温州模式”的变迁，这种突破经济发展模式化窠臼的作法对我国其它省市来说具有“标本价值”，正如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经济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但是，必须谨防转型成本的隐性攀升，避免模式变迁落入“刻舟求剑”的俗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