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中一定存在语言的天生文法，因为“鸟儿不必学习其羽毛，婴儿也不必学习其语言”。可是，他拒绝进一步承认，大脑中有一个与这种机制相应的生理结构，这让他的不少追随者感到困惑。不过假如我们对语言这个概念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就会发现他的谨慎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所谓语言，指的是一套以发声为基础的，用于信息传递的人类符号系统。它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两大类。自然语言是在不同文化与地域中自然演化而来的语言，譬如汉语、英语、俄语等等。相对于演化，人工语言就是为了特定目的和特定族群人为制造出来的语言。例如世界语、欧洲语、逻辑语等。
如今还有一种“语言”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只不过它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那就是计算机语言。 但是，有一种更重要的语言被大多数人忽视了，那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就像我们过去谈到的，表征就是信息在大脑中呈现的方式。目前还没有人弄清楚大脑中的表征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是图像符号，可能是概念符号，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符号。不过学者们认为，它们肯定是一套保持内在统一性的，遵循一定规则的，能够输入、输出、存储和转换的表征处理系统。有人把这个以“可计算性”（computational）为主要特征的系统叫做“思想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 这就是说，人类用中文、英文或希腊文等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然而当我们思考时却另有一套语言。而学会一种语言，其实就是学会将大脑中的思想语言翻译成一串字符，或者将一串字符转换成思想语言。事实上，乔姆斯基讲的转换-生成文法，更像是思想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转换与生成。没有学会任何语言的人照样可以思考，但假如没有思想语言，任何语言都不可能习得。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交织的身份：语言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恰好说明了意识与语言的复杂关系。在《语言本能》这本书中，他以乔姆斯基的观念为起点，对语言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他认为，转换-生成文法可能是思想语言中一套特殊的表征处理系统。这套系统能够使信息数位化，并通过它们的排列组合来生成更丰富的自然语言，继而呈现层出不穷的语言意义。 转换-生成文法很像生物体内的DNA遗传码。DNA由4个核苷酸组成。这4个核苷酸的不同组合与排序，构成具有编码、复制、转录功能的64个密码。而这64个密码又可以串成无限组合的基因。这套文法与DNA遗传系统如此相似，以至于免疫学家尼尔斯·杰尼（Niels Kaj Jerne）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时，把演讲辞的题目定名为《免疫系统的衍生文法》。 平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步行者穿越人迹罕至的荒野，看到一块特别的山岩，他会不会问自己，它是从哪儿来的？估计不会。因为石头就是石头，显然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如果步行者看见地上一块怀表会有什么反应？他肯定会大吃一惊，恐怕更难接受它“一直在那儿”的说法。然而人类就像是荒野中“一直在那儿”的怀表，如此咄咄怪事，我们却似乎毫不惊奇。譬如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语言皆是如此精妙，其精巧程度远胜钟表。在大自然这个没有上帝存在的“荒野”当中，它们究竟从哪儿来？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模样？谁能回答？ 第一个给出完整正确答案的人是达尔文。平克认为，语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复杂技能，把它说成文化的产物，则纯粹是谬论。人类使用语言，就像蜘蛛结网苍蝇孵卵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证据之一是，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使用语言，几乎无须刻意的教导，也无须特别的学习。证据之二是，语言有一个实在的耳-口-心三方联合的生物系统，没有这个系统，语言没法运作。语言系统非常复杂，复杂得“简直不可能存在。”它有“心理词典”，足以让一个高中生掌握6万个单词。它有音韵处理的过程和规则，也就是一个发音的模式。它还有控制讲话的生理结构，包括耳朵、舌头的形状，喉咙的位置等等。除了语言学、生理学，遗传学、考古学也为人类语言的出现提供了证据。总之，语言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与适应性变化的结果，而非文化决定的事物。 为了语言，人类还牺牲了别的生理功能，甚而付出高昂的演化代价。平克举例，很多动物能够在吞咽食物的同时呼吸，但人类为了丰富的发音，低陷的喉咙结构甚至造成很多人噎死。据他说，海姆利克氏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问世之前，因噎而死的美国人死亡率高居第四。 2002年，德国马普人类演化研究所的研究也证明，20万年前发生在一个基因上的两次关键变异可能和人类语言的产生有关。 平克还批评了“动物也有语言”的谬见。他说有些人猜测，动物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论调表面上很“政治正确”，其实骨子里体现的恰恰是人类的傲慢。每个生命都是自然的奇迹，每种生物的功能结构自有其伟大之处。语言对于人类的确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别的动物则未必。这就像长长的鼻子对于大象很重要，对于别的动物来说无关紧要。同样的道理，动物并不需要语言，它们有自己特有的沟通手段，例如信号系统。这种信号系统基于三个基本的设计：有限的叫声，比如警告掠食者来临，或者宣布自己的领地；重复的讯号，例如花粉资源越丰富，蜜蜂的舞蹈越起劲；还有就是叫声的序列变奏，就像雁鹅，通过叫声的些许小变化来表达和沟通。 还有人以为，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已经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平克肯定地说，在专业领域里这类故事早就没人信了，即使是那只以乔姆斯基命名的黑猩猩最终也没能学到这个本事。很简单，因为它们没有一套进化而来的“文法”。神经生理学家也证明，人类的语言中枢位于大脑皮层，而灵长类的叫声则受脑干和边缘系统控制。更何况，人与任何动物都是远亲，而不是近亲，这是所有真相的核心。人类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早在500万-700万年前就灭绝了。这就是说，自人类与黑猩猩在演化的歧路上分开到现在，我们足足有500万-700万年的时间来慢慢发展出语言。 乔姆斯基曾经说，火星上的科学家如果访问地球，他一定会觉得地球上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因为地球上的4000-6000种自然语言，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语言以及文法都是一样的。据此平克认为，语言研究是探究人类意识的最佳办法—语言既是一个人类心灵结构的典型，也是意识运转模式的一个缩影，它证明普遍的人性确实存在。而这一事实“足以驱散弥漫在现代学术生活中的相对主义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