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11日，吴念真在广州“方所”，宣传自己的新书《台湾念真情》（大陆版）。8天要跑7个城市，广州才是第一站。在每一次的见面会上，由吴念真编剧的经典影片《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由吴念真出演的《一一》等，都会被反复提起。 今年60岁的吴念真，在微博上开始自称“老先生”。相比电影《一一》中男主角“NY”的扮相，12年的岁月带给吴念真的外形变化不大：几乎没有抬头纹、鱼尾纹的他，两颊间却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法令纹。吴念真对记者提到“NY”时说：“当时编剧就说《一一》男主角NY是照着我的样子在写，但是我也不是压抑到那种程度，我也是常常讲脏话骂人的。” 吴念真实在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言谈温和，淡淡地把所有或尖锐或敏感的问题化为生动故事，听的人觉得他很有趣，他摇摇头：“我实在是个悲伤的人。我朋友经常讲让我把故事讲得好像世界快到末日一样。” “细说台湾往事，寻找真情角落”是这次讲座的主题。戴着玳瑁眼镜、穿着白色的polo衫、把手随意地插在牛仔裤兜里，吴念真站在讲台上讲故事：自己的、台湾的、电影的、别人的……。当讲到一个朋友面对疾病的悲伤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住桌上的杯子，仿佛身体的某部分绷紧了。观众没有察觉，他自己也没有—直到开始讲另一个新故事，吴念真松开按住杯子的手，重新插进裤兜。 吴念真的金马奖：5次获奖，7次提名 吴念真出生于台北县著名的矿区九份，父亲是一名来自台湾南部的矿工。念完初中后，吴念真半工半读完成高中学业。贴过壁纸，给诊所包过药，在酱菜店做过杂工……《恋恋风尘》开篇不久，主人公阿远因家境原因，放弃学业到台北做工。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经典影片，几乎就是吴念真青春往事的胶片版。 24岁那年，吴念真白天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晚上一边念大学夜间部，一边从事小说创作—由此拉开了他的创作生涯。童年的矿工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那段笔耕时光里，他写得最多的就是矿工。“年轻时写小说，想着可不可以透过对一个地方的关注，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人。那些被我写的矿工，他们很少阅读，更不觉得自己被关注和被安慰，我觉得很没意思。”吴念真觉得，“文字的力量真的不大。” 小说写到第三篇，就有人找他做编剧—因为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很电影化，他亦觉得“影像比文字更有影响力”。26岁，吴念真开始接触剧本创作。两年后，吴念真进入中影担任编审，并与时任中影制片企划部副理的作家小野结识成为好友，开始一起合作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1982年，吴念真创作了《光阴的故事》，这是他被影坛注目的第一部名作；1986年，他把自己的初恋故事写成了《恋恋风尘》。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尚未解严，但文艺活动十分踊跃，罗大佑的音乐、林怀民的舞蹈、各种反叛思潮暗涌；台湾电影亦有一番新气象。在吴念真的创作年表中，诞生于1982年的作品多达12部；在他迄今为止创作的80多个剧本中，有超过60个诞生于1980年代。后来，台湾金马奖用5次获奖和7次提名，嘉奖了这位多产的实力派编剧。
拍《一一》：人生里难忘的部分 2000年，导演杨德昌找到吴念真，让帮忙出演一部电影的男主角。吴念真说：“你不要闹，我长成这样子演主角，也没办法帮你增加票房，而且我又很忙。”杨德昌说：“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以你为原型的，男主角叫NJ，NJ是你的英文名，写的就是你。”因为是朋友，吴念真也觉得自己“不太会拒绝别人”，只好上阵了。 吴念真记得，《一一》拍了很久，因为杨德昌总在换演员。有一场危险的在高架桥上的戏，讲的是NJ开车回家，旁边坐着太太和女儿。NJ塞着耳机听音乐，假装很轻松。其实吴念真开车开得很紧张，因为拍摄机器挡住了车窗，只有一条缝可以看到路。就是这段戏，杨德昌不断地重拍，先是换了个太太；再过了很久，饰演女儿的演员也换了，又重拍。前方的路完全看不清楚，吴念真每次重演都很紧张。 直到三四年前，吴念真在哈佛大学做讲座，主办方放映了此片，吴念真才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看到自己饰演的NJ：“我觉得我演得不错，这里面的人物根本就是我，而且当时我很累，可是剧中的人物当时就是累成那个样子，我说你（杨德昌）写得真好，而且找了我最累的时候。这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忘记的部分。” 用广告收入支撑戏剧、电影 近年，吴念真在广告业担任导演，拍摄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广告片。同时，吴念真在舞台剧方面也很活跃，他担任绿光剧团编剧，连续推出了五部连续的舞台剧《人间条件》。说起电影，吴念真另有一番感慨。1996年，吴念真带着《太平天国》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影展，看到参展的十几部电影没有一部是意大利的，全部都是好莱坞片。他吓了一跳，觉得好莱坞已经把全世界电影打得乱七八糟的了，特别是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如果连意大利都没有自己的电影，中国台湾电影立足的机会大概很少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考虑到人生面临的困境—当时儿子需要念书留学，虽然写了很多剧本，但夫妻俩的存款加起来只有100多万台币，还不够孩子在美国念一年的。吴念真开始认真想要赚一点钱，他成立了公司，开始接拍广告和电视。从那个时候起，吴念真跟电影的接触开始少了。公司刚刚开始赚到一点钱，吴念真之前认识的编剧傅天余刚好从美国念电影回来，问他愿不愿意赞助拍电影，吴念真说好。这部《带我去远方》又让吴念真亏了很多钱：“其实拍得还不错啦。”直到现在，吴念真依然依靠广告的收入支撑戏剧事业，支持拍电影的年轻人—“我的舞台剧算是票卖得还不错的，但是舞台剧真的赚不了钱，不开玩笑。我弄一个舞台剧，给导演和编剧费共20万台币，等于5万块人民币。”这笔钱，光是在排戏的时候请剧组年轻人吃饭，就花光了。 “80年代是台湾非常有力气的年代” 时代周报：你最喜欢的导演有哪些？ 吴念真：我讲出来都得罪人。以前在台湾有人问我你觉得台湾的导演排前三名的是谁，我就说侯孝贤、杨德昌，第三个我不能告诉你，第三个讲出来把朋友都得罪了，第三个不讲，起码让朋友有一个余地可以想。 时代周报：你的电影，文学性很强。你觉得文学是电影的本质吗？ 吴念真：见仁见智，你看好莱坞片，里面有文学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文学本质，但是电影有多面性，有可能比较漫画一点，有可能比较写实一点，它有不同的面貌，以便符合不同人的需要，所以电影没有特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一个比较厚实或者质感的东西，文学是很重要的部分。 时代周报：台湾电影好像总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怀旧风。 吴念真：很多人提过这个问题，其实以后不会啦。在台湾新电影阶段中，所有的导演都在想，因为过去的电影从来没有理清过台湾的出生背景和历史，所以每个人在那个阶段里面都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重新呈现，侯孝贤如此，杨德昌如此，我也如此，其实那是一种创作的本能。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最容易写的是什么？跟你有关的题目。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也是这样，理清你自己的所来，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大家都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就不会了，绝对不怀古，而且面对未来。 时代周报：那你现在还会怀念拍电影的上世纪80年代吗？ 吴念真：怀念某个阶段，比如做电影的阶段。 时代周报：为什么？ 吴念真：80年代是台湾非常有力气的年代。80年代，台湾政治开始变化，党外活动非常激烈。音乐有新的东西，李宗盛、罗大佑他们出来了，舞台剧、电影方面都有新的气象，而且这群艺术家多是彼此认识，从来不会计较可以获得多少回报，只是希望电影好、音乐好。所以做音乐的人经常被抓去演电影，做音乐的人也可以帮电影做配乐。一群人在做一些有趣的事，而且这些有趣的事在台湾后来的变化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时代周报：现在的台湾电影有很好的气色。 吴念真：我觉得还是要把时间放长看，因为电影这种东西牵扯到很多文化实力、政治实力、市场局限等，现在有很多人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且有些人再尝试做这方面的投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至于以后会怎么样，要拭目以待。 “我觉得陈凯歌拍拍小品也不错” 时代周报：你对大陆的电影有什么印象？ 吴念真：我还是很怀念8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看到的大陆电影《城南旧事》、《夕照街》和《如意》。跟之前在台湾正面接触看到的《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完《如意》之后，我们台湾导演全体站起来鼓掌，周围的香港观众就奇怪地看着我们—因为那样的故事，那样的演员跟那样的镜头跟台湾电影很接近，一下子找到了共鸣。在国际影展上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那种表达方式让我记忆尤深。 时代周报：现在呢？ 吴念真：这几年也看到张艺谋那部“花很多钱”的大制作，箭射过去，人留在那边，留下个人形，我觉得那一幕出来的时候，整个戏院都在笑。后来陈（凯歌）导演的某部电影在台湾演，那个场景和对白一出现，整个戏院都笑成一团。我觉得他拍拍小品没准也不错，我真的没有意见。电影各取所需，面向不同的受众，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导演去做我想要他做的事，总要尝试一下，也许有一天他觉得这样不对，他会回过头去找更准确、更适合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