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笔者所著《改革的逻辑》一书终于出版了，很快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评论。溢美之词就不必说了，批评甚至是批判的评论说明了读者的用心和认真，我从心里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评论的“评论” 作为拙著《改革的逻辑》的开篇文章，“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下称《意义》，见《新经济导刊》2012年1月号）所提问题颇受关注，肯定的很多，非议的不少。为了和读者共同讨论，拟就以下的问题提出商榷，意在抛砖引玉。 一、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顶层设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意义》中所列邓公对“高考制度改革”和朱公对“政府机构改革”顶层设计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阶段性推进改革的成功实践，其意义已被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肯定及积极意义言不为过。 二、顶层设计的思路和由此形成的方针政策来源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意义》中所言“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主要是指现实社会中的制度统治构架和决策机构的作用。而决策机构在不同的体制和国家中的功能是不同的。“西方”体制的制度作用比较大，而中国目前体制的个人作用比较大，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顶层设计”也会有误区，也会犯错误，但总比“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和不敢设计”要好。当然，任何体制和制度构架的自我纠错机制都是需要的、必须的，也是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再形成正确设计思路的一个实践过程。《意义》中所举的有关例子，也证明了顶层设计自我纠错的现实选择。 三、“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关联。没有各行各业和亿万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基层工作、实践和设计，就不会有符合中国国情的顶层设计。但基层设计的任何好的设计思路和改革实践都需要得到顶层设计的认可；基层设计显然无法代替顶层设计。如改革开放初期发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基层设计开始的，而不是顶层设计者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现实是，即使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大事件，也和顶层设计密切关联。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许可，小岗村的基层设计不会推广到全国，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实施。所以，有学者认为，不存在顶层设计而只存在顶层许可。而我认为，顶层许可属于顶层设计的内容之一。我们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一种政策设计的思想或思路。它包括了政策制定的调研，实践、总结、设计、贯彻和施行。这才是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四、强调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不排除对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改革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强调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是呼唤领袖和明君的一厢情愿；也有学者认为顶层设计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而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顶层设计不如公开辩论。而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我要强调的是顶层设计的阶段性并不排斥与民主制度改革和公开辩论改革举措的同时进行。同时，顶层设计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制度改革。 厘清转型的逻辑 此前，朱敏先生推出了《转型的逻辑》一书。该书的出版绝非偶然，应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密切关联，也与民主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社会的公平正义、收入的发展水平和民主化的进程等问题息息相关。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不容质疑，如果此时能厘清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些关系，可谓意义重大。称其为“转型理论”似有夸大之嫌，可否理解为现代化理论较为合适，也即是现代的理论、当代的理论或当今的理论而已。而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这是针对“转型国家”而言。如果推而广之，在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则会促进民主制度的更加稳固。 “经济发展”会否必然导致“民主化”？回答是否定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平等，民主化越容易实现；但导致民主转型的动力未必一定是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面临民主转型的契机，但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一是由于“收入平等”引起的主动转型，如由执政者认真做好“顶层设计”等；二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被动转型，如通过政治抗争而引起等。而中国目前存在“转型”的良机，也存在转型的问题。这是《转型的逻辑》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 认真对待的问题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转型，因此在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和实现民主化发展还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以下问题： 一是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收入不平等也往往达到高峰。而收入不平等不仅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还会引发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兴风作浪，极易造成专制制度回潮并会导致民主倒退。这是当代中国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二是文化的启蒙和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巨大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彰显独立却排斥竞争，其中缺乏“民主基因”则是显而易见的。“爱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教育永恒不变的主旋律，当然不排除中国；但“包容”却往往难以厘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自由与民主人权的理念很难被大多数国人认同和接受，是由于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民主转型重在文化的启蒙。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启蒙的担子实在太重，也太重要了；而且文化启蒙所经历的时间漫长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三是经济发展能否导致民主制度，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团结程度。而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如何奢谈“团结”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产阶级远未形成的现状？我认为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民社会制度缺失和缺乏产权保护制度所致。由此相信，《转型的逻辑》一书能引起人们在这方面的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