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对污染、人口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忧虑所驱使，一些团体想方设法要规划世界的未来。令人伤心的真实情况再次被提及：假设目前的趋势不变，资源会逐步减少，工业会污染那些不会减少的自然资源；产出会猛跌，人口总量会快速超出食物的供应量。是谁说的这些大实话？最骇人听闻的研究之一是由一家欧洲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编制而成，并且以一本畅销书《增长的极限》向世人进行了描述。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罗马俱乐部对世界趋势进行了推断，并预言除非采取比马尔萨斯的主张还要严厉的措施，否则100年之内必有大的灾难。预防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经济增长、制止人口膨胀和循环利用资源。这个预言太让人感到震惊了，于是该俱乐部对它们重新进行了评价，不久便发布了一个让人较为开心的研究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描述该俱乐部为“大喊‘狼来了’的计算机”。但是，最初的报告仍然引起了大众的注意。1973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将“人口爆炸”比做核战争的威胁。1974年，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出版了《人类未来之探究》，在书中他流露出 “生活在当今世界中的人类绝对无可救药”这样的认识。在产业动态预测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源赶不上产业需求的步伐。即使它们能够满足产业需求，我们也会在一个较为温暖的气候中把它们全部耗费掉。他建议说，也许过像苦行僧式的生活应算是深谋远虑的。目前，多数人已经对此建议作出了反应，那就是电影巨头塞缪尔·戈德温的劝告：“别把我算在内”。 1980年，应吉米·卡特总统早先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和环境质量委员会发布了《2000年全球报告》。不过与罗马俱乐部相比，这一报告更加乐观和合理，它宣称：“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的世界将比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加拥挤、污染更加严重、生态更不平衡，而且更易受到破坏……除技术上的革命性进步之外，2000年时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更加不安定……除非世界各国下决心行动起来，改变目前的发展趋势。”《华盛顿邮报》表示赞成，它撰文称“报告的预测明显偏乐观”。 但是，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报告持怀疑态度。那些建立模型的人采用了与马尔萨斯用过的同样悲观和静态的假设。有人给这些模型贴上了一个标签，称它为“PIPO”，即悲观进，悲观出。有一个关键的假设违反了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即价格会向经济主体发出何时贮存或何时节约的信号。回想前面对亚当·斯密的讨论和哈耶克讲述的锡的例子。如果锡的需求上升了，它的价格也会上升，人们会尝试着少用锡，企业家会受到激励去寻找锡的替代品，或者获得锡的额外供给。依据罗马俱乐部最初的报告，如果需求增长，除了世界会将锡耗尽之外，什么也不会发生。没错，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可能会有固定的供给量，没有替代品，并且需求的增加也不会引致价格的上涨。但这些情况确实是少数例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在1977年为美国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所出具的报告称：“世界上已经探明的金属矿和化石燃料资源一般能够满足20世纪剩余几十年里的世界需求……足以支持世界经济获得相对高速的发展。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这些资源会变得更加昂贵。”
现在再回头去看，甚至可以说里昂惕夫太悲观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能源价格开始缓慢下滑，并且持续到20世纪末（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入侵科威特时一次短暂的价格暴涨除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扣除物价因素之后，油价要低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油价，这时离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还有很长的时间。甚至是金价也在跌落，从20世纪70年代每盎司400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每盎司不足300美元。1980年，乐观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对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发起了挑战，后者撰写了《人口炸弹》和《富裕的终结》。西蒙问埃利希敢不敢打赌：选择的任何商品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价格会下跌而不是上升（表明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埃利希购买了价值1 000美元的5种金属，到1990年，他们会核对这些金属的价格。如果它们的价格上涨了，西蒙要补偿埃利希的增加值。如果它们下跌了，埃利希要向西蒙支付其差额。果然，埃利希必须付款，因为即使世界经济增长了，世界人口也膨胀了，但资源价格却下降了。西蒙收到了一张576美元的支票。为什么西蒙会赢钱呢？首先，“石油恐慌”模型没有预料到企业家会从北海或墨西哥泵送大量的石油。其次，就像马尔萨斯那样，他们忽略了农业革命这个因素，农业革命显示了农民是如何投入更少而收获更多的。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解决了如何将抗倒伏的矮秆小麦和穗大的品种杂交，一位叫做诺曼·博洛格的植物遗传学家和病理学家帮助发起了“绿色革命”。他的研究成果使得五谷丰登，为在印度、墨西哥和非洲的几百万人提供了食物。再次，他们低估了为稀缺商品寻找替代品的激励。就在此刻，铝材、钢材和塑料公司正在精力充沛地为能够开发出新的汽车制造材料而展开角逐。在1967年，电影《毕业生》中的一个中年演员给了年轻的达斯廷·霍夫曼一个热点投资的小道消息：塑料行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比《小鸡总动员》中 “专业”的小鸡玛德开出来的多数“药方”更聪明的主意。石器时代结束，可不是因为我们再也发现不了更多的岩石。我们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尽了最后一滴石油。 世界末日的模型是假定技术发展的速度不会超过资源需求的速度。虽然技术可能不是希腊剧院中值得信赖的天外救星，或者是好莱坞西部片中的牛仔，但我们对科技也不能太过轻视。比如说，末日模型因为污染而谴责汽车，并且预示化石燃料如石油的耗竭。根据这些模型，石油和汽车尽管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但它们是有破坏性的。但是它们在20世纪里取代了什么呢？它们替代了用于运输的马匹和作为能源的木材。在靠近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地方，现在只有几十辆四轮马车还在运营。然而，却是气味刺鼻。不难想象，一个世纪以前，在由马匹主宰运输的城市中蔓延着恶臭与疾病！与石油相比，木材的再生能力可能会更强，但事实证明化石燃料更便宜。能源的转换是受价格驱使的，而不是受一个有不祥预感的模型所驱使。核心问题在于，对经济资源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预测需要的是天赋，而不是经济学的学位。 这是不是表示经济学家必须面带愚蠢的微笑，并且让看不见的手去处理欠发达国家的污染和饥饿问题呢？不是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污染问题，但是现在的经济学家必须承认，污染问题常常代表了亚当·斯密简单模型的漏洞。可以把污染看做经营的成本，但是，如何区分烟雾污染与劳动力成本、机器成本或租金呢？公司要支付后3项成本，它们是公司运营的“内部”事务，但公司不会为污染付费。这是一个“外部”效应，它由社会来埋单，大众要付出呼吸污浊空气的代价。结果呢？制造商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它应该生产的数量，因为生产成本要比它真实的成本低。为了得到理想的生产数量，除了承担正常的成本外，制造商还要被迫承担污染环境的成本。为达到此目的，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征收污染税。 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更贴近于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良好的公共医疗保健设施减少了死亡率，但它们的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是，尽管存在着悲观主义，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教育宣传、节育补贴，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人口变迁”，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在巴西，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惊人的出生率下降归功于从电视节目中展现出来的中产阶层的态度，这种出生率下降挫败了20世纪70年代的预言。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有些社会是备受争议的。在中国，政府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好像特别严厉，而在其他国家控制生育的政策是蔑视传统和违背宗教戒律的。尽管如此，在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邦人口出生率还是获得了大幅的下降。新加坡观察到华裔的出生率骤然下降，且速度太快，以至于开始担心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在“两个孩子足矣”这个口号喊了20年之后，新加坡官方宣布：“三个孩子不嫌多，再多也行，只要你能养得起！” 同时，贫穷的国家正在提高它们的农业产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40%，以及贫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在最近的15年里，这两个国家都在农业上实现了接近自给自足的水平。1978年，中国开始调整其农业部门的结构，从中央计划的生产单位转变成权力下放的市场主体。随着最终允许浮动，价格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经济信号，产量也实现了大发展。 然而，从另一面看形势又很严峻。非洲国家发现，想成功地实现既放慢人口增速又增加产量实在很难。虽然婴儿的出生率相比20世纪50年代已经降低了，但因为预期寿命在显著地增加，因此总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高。马尔萨斯的幽灵似乎不喜欢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干旱和战争起到了积极抑制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些饱受蹂躏的国家仍然具有养活国民的潜力。经济学家指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因为收入偏低，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在新技术方面的积蓄和投资，而收入低是因为生产技术效率低下。因此，它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正是外国援助试图要打破的困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许多缺乏稳定政治根基的政府对城市消费者的安抚政策只能是保持食物低价。但是，人为地压低价格使得农民减少投资，进而又限制了更多的产出。造成的结果是，消费者看到较低价格的标签时很高兴，但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又感到很难过。 在过去的10年间，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人口增长是否伤害了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基本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宜耕土地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未必具有破坏性。人口密集会降低向消费者运输商品的成本，并且刺激国内的商品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在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支撑接近2%的人口增长。非洲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3%，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2%。当然，我们还是有理由充满希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是建立在政府能否制定促进生产的经济政策，如鼓励成人开展贸易，促进儿童的教育。 自从本书在1989年发行第1版以来，一些非洲国家事实上已经将僵化而又执迷不悟的政策抛在了一边，正是这些政策造成它们的国民不断忍饥挨饿。埃塞俄比亚曾经是宣传海报上用来代表干旱和农业绝产形象的国家，最近几年已经在经济政策上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粮食产量翻一番。独裁者门格斯图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再付给他们较低的价格进行收购，自1991年以来，他的继任者向农民承诺按市场行情定价，鼓励他们生产更多的谷物并更好地改善、看护好他们的田地。幸运的是，埃塞俄比亚并不是一枝独秀，因为加纳和乌干达也开始向饥饿宣战，而不是向农民宣战。唉，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却没有加入到这一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