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维迎教授近日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谈到他访问英国的“李约瑟研究所”的经历。在与中国内地对比之后，他不无担忧地说：缺乏学术独立与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 张维迎的担忧，实际上来自“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提出的“新李约瑟问题”：当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学术组织是否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呢？ 要回答古克礼教授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于社会生产，生产的动力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一大前提则是科研、教育机构在学术上的独立和自由。而国内的教育和科研在这方面的状况可以说是相当不乐观。 某些人对于大学教育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办大学就是要“把学校办大”。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莫过于强强联手；因为联合以后，统计数字很快就上去了。那么，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把大学办“大”的最佳方法就是由政府主导大学教育，让政府成为大学的经济资助者和实际的管理者。据说，教育的宏观调控如此会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然而，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大学。
简单来说，在一个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分配的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因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人们也无法透过价格机制获知市场的供需。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实行所谓教改之前的教育状况，或者说是一种机械的计划经济教育模式。但在教改施行以后，“市场”的概念被以“改革”为理由引入高等教育。因此我们看到，大学的招生变多了，科系变多了，研究人员也成倍增长，以至于不少外国专家来中国作学术交流时，都会吃惊于“中国同行”庞大的数量。 “教育产业化”的确让学校和研究机构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这本身并没有错，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教育都在搞产业化。问题在于，市场的外表下依然是计划的“内核”。换句话说，教育的产业化被变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政府依然扮演着教育与科研的管理者与经济资助者。 正因如此，问题才显得严重。教育市场已经被做成了一个“大蛋糕”，但教育市场的指挥者依然是政府。那么，如何分配这个“教育蛋糕”，也理所应当成为了政府意志的一部分。如此，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就有了滋生的土壤。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学者根本不必做研究，因为他们只需要想办法贿赂教育的管理者，就能交换到教育资源。教育科研机构也就成为了另一种“官场”。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对于寻租行为的定义。而在寻租横行的体制下，可能期待“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吗？
